生态书写，文学内外的价值

曾有那么一阵子，我们煞有介事地讨论起“文学是否会走向死亡”的话题，甚至有人开始为纯文学的未来敲响丧钟。然而，有“人”怎么能没有文学呢？文学本来就是生活“酿”出来的美酒，例如《诗经》，例如《罗摩衍那》，例如《荷马史诗》……所以，尽管思想界、批评界在那里“忧天”，创作界的文学主题早已开拓创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追问和书写悄然兴起，使得“我们是否还需要纯文学”的质疑不攻自破。这让笔者想起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中所指出的：文学创作是人类一个重要特征，“它就应该被小心而诚实地检查以发现它对于人类行为和物质环境的影响即决定它在人类的生存和幸福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能够对我们与其他物种以及我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洞察力。”很多时候，“无为”的文学也总是“有为”的，否则我们今天回望人类历史，该是多么令人心悸的荒芜。而在全球化、城市化不断加剧推进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次次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生态文学的功能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以自然书写的审美伦理超越现实秩序

　　2013年11月，笔者的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即将结笔时，在一片“枫红杉黄”的黄昏胜景，我沉浸于“日暮的卷轴里”，大自然无边的温柔祥和让人忘记了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城市贯通天地的噪音，城镇化强力扩张中被吞噬掉的乡村，不断向田园推进的沙丘……于是诌了一首像诗的东西，题为“自然的恩崇”权当后记，想象如果有来生，就做一棵“嫁与秋光”的树——这，就是所谓自然疗愈吧。

　　延伸大自然的触手，那些拥有自然取向的书籍同样有这种神奇的疗愈功能。201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美国自然文学家艾文·威·蒂尔“美国山川风物四季”的新译本，即厚厚的四卷本《春满北国》《夏游记趣》《秋叶拾零》《冬日漫游》，这无疑是作者向美国自然书写鼻祖梭罗的致敬之作。跟随写作者欢快的脚步徜徉在美国北部的春野，我们看到灌木林开满了白色的山茱萸花，棉尾兔蹦蹦跳跳地钻出了绿意葱茏的草坡，不由得想起了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里的“野地”：“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风一吹，落地日头一烤，像燃起腾腾的火。满地野物吱吱唰唰奔来奔去，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在“夏游”之旅，作者闯进了苏里斯河的大河套地区，看到了由于人类弄巧成拙的大开发造成的湖岸日益后退的事实，这让我们记起杨志军的小说《大湖断裂》，当年的边地农垦大潮，引发了湖泊触目惊心的生态退化：湖水沉降，湖底裸露，湖面断裂；作者游历了俄亥俄的秋原，由林肯公路进入了曾经的“世界蜂蜜中心”德尔弗斯，在那里逗留时，我们的脑海中可能会闪现电影《蜂蜜之地》，那个能和蜂后“制定协议”却无法阻止人类贪婪的无助女人，打动了多少人心；漫游在冬日旷野，仰望着翱翔天空的雄鹰，看到“机械文明的发达、人口的增加、环境的改变、DDT和其他有毒喷雾剂的广泛使用、筑巢繁殖地带的毁坏”等种种因素对于鸟类生存的威胁，这让我们联想到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里藏羚羊的命运，也想起姜戎的《狼图腾》里那些被屠杀的小狼和天鹅，还有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里那只伤痛欲绝的豹子……当然，阅读者更多时候感受到的，是大自然四季嬗变的雄奇伟力和自我保育的美好，在与山川风物的交流中获得至上审美体验。

　　无论是抒写对大地静默的赞美，还是彰扬对荒原野性的敬畏，抑或感叹自然对心灵的温情救助，逃离城市、撤离浮华、逃避喧嚣是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的一种人文意趣，也是文学的审美伦理超越现实秩序的表现之一。但是，生态文学的功能仅仅是为了用文字塑造一处“桃花源”，让我们流连其中借以疗愈精神的创伤？换言之，生态书写只是世事纷纭里的一种心灵避难和救赎吗？答案肯定是——不！而且我还想说：作家，请您走出桃花源吧，让文字在现实的磨砺下更加锋利。

　　在大地复魅中张扬生态公平

　　生态书写的另一个本质功能，是在发展的视野下倡导环境正义，呼吁生态公平。这一方面意味着，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在制造“现代盛宴”之时，不应该以弱势的乡村里的生态问题为理所当然的代价；也意味着强势文化必须对边远地区的生态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有时，“现代”所到之处，就像剪草机一样，“修整”出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工厂和一样匆匆忙忙的人群，乡村和边地的处境陷入尴尬。然而，文学作为人学，正应呼唤人道悲悯，警醒人们在前行的途中不断反顾，捡拾那些被匆促的步伐所甩丢的人文财富。

　　在不少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现代单一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霸权对多样化生存或文化多元性是沉重伤害，前一类如张炜的《刺猬歌》《你在高原》。《刺猬歌》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一个有着百年传奇的古老村镇，那里“人人都与林中野物有一手”，文本叙事中历史与传奇交织、现实与神奇勾连，充满生命魅性。而到今世，一个叫廖麦的读书人，他的梦想就是和家人开一片荒地作为家园，过“晴耕雨读”的简约生活。但商业巨子唐童步步紧逼，最终把那片田园变成了冒臭气的工厂，连其最挚爱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诱惑面前都背弃了他……乡土乡村被“格式化”掉了。正如多年前苇岸所说的：“在神造的东西日益减少、人造的东西日益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性的变迁。”

　　后一类写作如迟子建的《逝川》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和《多布库尔河》、阿来的《空山》和《云中记》，都揭示了边地原始经济和古老生存模式的式微。阿来对弱势文化消亡的态度比较理性和审慎，在谈到《空山》时他说：“文化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任何一个族群与国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还可以在一些保护区中不受干扰地享有一个独立生存与演化的空间，文化早已失去这种可能性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与悲悼。”《云中记》里，大地震后，岷江畔的云中村变成一片废墟，而且正好位于一座山峦的断裂带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沉入江中，幸存下来的村民们只好外迁，在别人的语言里流浪。4年后，村里唯一的祭师阿巴觉得自己应该回村尽自己的责任，去安抚和陪伴那些游荡在村庄废墟里的亡灵、山上的祖先和山神，义无反顾地返回云中村。阿巴走遍村子的每个角落，宁静安详地承担起一个祭师的本分，与倾圮的院落、墙头上的马鞍、疯长的野草、游荡的野鹿……叙说着心事，满怀虔诚地念诵祷词，为曾经护佑山村的山神献祭，最终随着垮下的村子一起沉入江底。

　　在这些作家笔下的生态文本中，“原乡”意味着一种精神文化、一种习俗的传承，由此成为多元文化差异中的隐喻或象征。所以，生态书写的“大地复魅”正是为了给狂热的现代性祛魅，让人们面对自然开发时考虑到一些古老的文化遗存，让弱势文化、边地文化、游牧文化、少数族群文化多一些选择的机遇。

　　在绿色发展视野下彰显批判的本质

　　生态书写的第三个本质功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批判——无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对过度城市化、对科学主义至上论或者对文化霸权主义，抑或对欲望主义的批判等等，因此，笔者有意把生态书写的这种自觉叫作“生态批判”。

　　有学者把生态主义视为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实际上随着知识分子与现代性陷入共同的危机，传统现代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正被摧毁，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加剧，生态主义思潮正成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笔者将之称为“生态启蒙”。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曾指出，这种新启蒙是“启蒙的启蒙，它将自己的利刃磨得更为锋利，对第一次启蒙的苛求与普遍主义进行鞭挞，并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二次启蒙”。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态文学勃兴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生态报告文学，如黄宗英的《天空没有云》、沙青的《绿色备忘录》、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徐刚的《中国风沙线》和《绿色宣言》等等。作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这些纪实文本从不同角度和视域对当时中国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生存危机进行了真实具体的记录。近年来，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如哲夫的《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水土中国》、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等等，生态文学确实已成“中国文学的新生长点”。

　　张洁的小说《这一生太长了》和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同样在思考人与自然到底该如何相处的难题。《这一生太长了》中，动物族类在人类的野蛮开垦和残暴屠杀下节节败退，那只无法带领族群寻到容身之地的头狼忍不住自问：“对坚守一份尊严来说，一生是不是太长了？”它决定放弃头狼职责，找个僻静处悄悄死去，其纤毫毕露、寂寞忧伤的心灵世界透出惊心的凄美和彻骨的悲凉——最后竟被一个濒死之人用尽余力射死。而动物的追问，也许正该是人类的追问：我们对地球的索取“多少算够”？

　　该小说可以算作一部寓言，揭示了人与自然分离的终极命运：孤独与绝望。而享誉全球的科幻电影《阿凡达》中，狂妄的人类仰赖机械的发达抵达了潘多拉星球，准备掠夺那里的矿产……该片无疑是对人类欲望主义、科技至上的严厉批判。有意思的是，百年前的科学小说满载着作者对先进科技的向往，如中国的科学小说家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写新法螺先生对科学与世界的关系百思不解，又对中国的落后深深忧患，竟然晕厥而灵肉分离，灵魂化成强悍无匹的发光原动力飞临中国上空，忧愤于看到的慵堕世界，化成火球坠落到一老翁炕上，二人展开了一场有关时空的对话。光、热、力是这部小说塑造的三个主要意象，寄寓了当时中国人的未来向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刘慈欣、韩松们，科幻小说家充满了对科技造成人类与自然隔离的迷茫和批判意识。

　　一旦现代性的工具化价值观成为文明的钳制，其对立面就会出现，人类意识到：我们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必将造成“回报递减率”，这样，潜在的一个公共知识领域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这一力量正意图从“生态平衡”出发为自然界包括全人类的每个“个体”争取“更好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空间。

　　近些年，从国家管理层面到社会各界的生态意识都在加强，我们在对以往的反思中重新体认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意义，一系列生态保护制度和法规在逐步推行，各种自然保护区被建立，越来越多的物种被列入保护名录。仅2019年，全局性的大战略就有：1月，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从2020年开始，长江将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息期；9月，郑州举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正式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这些都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既需要人的理性自觉，也仰仗自然对人的启迪和恩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自然保护与经济高速发展间的冲突，推动中国走好“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重要议题。有人说，“文学是弱者的伟业”，但是苏珊·桑塔格好像有另一种说法：严肃的写作和写作者都具有“不死性”。文学是丈量一个时代良知和温度的尺码，它如烈烈火炬，能照耀着千帆归航。尤其是，“以生态及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黄轶)

　　转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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