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在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给予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使西部地区得到了持续高速发展,为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跟跑、并跑乃至领跑奠定了基础。如今20年过去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也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契机。
此时对西部大开发明确新方向、确定新目标、提出新要求和建立新机制,有利于巩固西部大开发取得的成绩,并开启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和新征程。
西部大开发曾得益于国内版雁阵模型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就是区域发展不均衡,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性机制,其中多数都是针对西部大开发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时形成的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由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下了先手棋。这很像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发展时期形成的“雁阵”或“雁行”,即头雁先发展起来,然后通过产业转移去带动其他大雁协同发展,进而带动整个雁阵发展起来。
国际版的雁阵模型之所以可以成型,同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的内在发展逻辑有关。中国是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地区之间会自发地进行协调和合作。
但是,与国际版雁阵模型不同的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全国统筹协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使区域协调更有可能加快推进和全面实现。
过去20年西部大开发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套国内版的雁阵模型。
东西部资源交换受到全球产业链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源交换、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却遇到了全球产业链布局转型的深刻影响。
受居民收入增长、新生代员工崛起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过去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优惠政策、监管标准等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弱乃至丧失殆尽,并大有被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取代的威胁。
一些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企业,并没有自然而然地选择西部地区落地。
许多企业转而移师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西部地区反而被绕过了。
一方面是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则是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土地红线和生态底线不容触碰。
这使西部地区在向何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使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提出呼之欲出。
从经济大开发到全面大开发
此次提出的《指导意见》从多个方面诠释了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也为西部地区尽快在各个方面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带来了政策红利。
首先,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体现在新理念上,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过去西部大开发主要强调经济大开发,如今要转向全面大开发,注重“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部大开发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唯有如此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过去西部大开发主要反映在自然、矿产、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要想为西部地区插上腾飞的翅膀,就需要在其他生产要素上做文章。
比如,《指导意见》7次提及互联网,多处提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以说,在数据要素等生产要素上发力,将使西部地区迎来发展新机遇。
其次,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反映在新定位,即突出西部中心和以人为本,持续增强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过去西部大开发主要反映在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做嫁衣”的配角定位,西部地区更多是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亟须的各类资源,进而在此过程中有所发展。
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意味着要反客为主,强化西部中心战略地位,突出通过发展来服务好西部人民群众。过去西部地区面临“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失尴尬,但是随着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就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稳步改善,就地创业、就近就业、安居乐业的人越来越多,西部地区也有了更强的财气、才气和人气。
再次,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突出表现在新方向上,即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过去西部大开发主要是“面朝大海”,突出表现为从西向东地资源输出,定位于为东部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布局,西部大开发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元素。
西部地区开通了从西向西的“中欧班列”,以及从西向南的“南向开放”,通过连接“一带一路”西向战略而融入全球发展体系。这使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内陆和边陲,转而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枢纽和纽带,新方向带来的新机遇也潜力无限。
最后,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还有赖于新治理,即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目标、新定位和新方向意味着要有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加以支持,要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提供保障。
《指导意见》提出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体制改革、信用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改革举措,以及绩效考核、财税支持、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用地政策、人才政策、帮扶政策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新治理体系支撑。
转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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