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20年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了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是中国宏观政策连续第10年采取“积极+稳健”这一组合。不过,在老组合的背后却有着新的内涵。
财政、货币政策基调10年未变
为何连续10年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尽管外部环境风云变幻,但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正在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行进,宏观政策连续10年定调未变,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十三五”规划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早就确定了,每年中国按照目标和制定的工作安排稳步推进,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没有出现各项重要指标的大起大落,政策层面也没有大起大落。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结构的调整,托住基本的经济底盘;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充裕合理的流动性,让经济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运行。”赵锡军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讲,财政政策来托底和推动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保证经济有足够的“润滑油”,中国经济这部“机器”就能相对安全稳定地运行,实现既定目标。
老组合背后有何新内涵?
——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保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对比可以发现,今年的表述更为具体,“加力提效”变为“大力提质增效”,而且提出“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要扩大公共支出总水平和落实减税降费,为稳增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结构调整,加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支出,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保障,确保社会政策要托底,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
赵锡军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发生一些变化,放在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率上。提质增效实际上是把基本的、主导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在一起,保持目标和政策的一致性。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减税之后,明年预计减税的空间比较小,财政赤字预计不会有明显的提升,2020年的财政政策会更突出重点。
——货币政策更注重灵活适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对比可以发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
赵锡军指出,“松紧适度”更多从规模的角度,从投多少货币量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数量规模的调控手段。而“灵活适度”意味着会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的问题和挑战,增强政策灵活性。
赵锡军表示,货币政策不再是讲求数量型的政策,而是要倾向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这和2019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效率明显提高有关系。所以能够做到通过灵活的工具的使用来把要传递的信号传递给市场。
曾刚也指出,松紧适度指的是量,灵活适度更多是指的是方向。现在整个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稳增长是当下最大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CPI上涨的压力。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防止演化成大水漫灌、资产泡沫和通胀,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根据实现实状况的不同进行权衡,保持一个灵活的姿态,在多重目标当中,去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撰文指出,把握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需做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以及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没变,更加注重以改革方式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提升货币传导效率,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通过LPR改革推进,带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调跟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另外,会议还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曾刚认为,和以往不同,之前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而这次强调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综合协调。
在曾刚看来,这种综合的协调,意味着从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要更好地去把握各类政策之间相互效应的影响和关系的叠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实现,而反过来,这些政策也能带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把握各种政策之间的这种勾连关系,更好发挥宏观调控效果。
转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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