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酝酿建制度突破：建全国民间投资示范区

　　中国民营经济的样本——浙江，或将迎来一场制度“盛宴”。

　　10月9日，本报从浙江省发改委独家获悉，浙江正在酝酿充分发挥民间投资在转型升级中的主导作用的制度突破。

　　其中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浙江方面正在讨论规划实施类似于“全国民间投资示范区”的战略，具体由于浙江省发改委某处负责制定详细政策。

　　目前，浙江方面已经召开过前期讨论会，但规划尚未正式启动，“本质是站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入手。”浙江省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将此规划与两年前的一次设想联系在了一起。

　　经浙江省发改委、经信委及专家处向本报记者证实，2010年，浙江省层面召开过几十人的内部讨论会，当时的意向是“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并形成过内部报告，但出于稳妥考虑，后折衷成海洋经济示范区。

　　如今，政府智囊团再次将“民营经济”整体改革的概念提上议程，面临的依旧是国家层面事权下放、垄断领域放开等制度上的“硬骨头”。浙江该如何打好这张“金名片”，让国家战略真正落地，答案尚未可知。

　　不过，据本报多方了解，考虑到国家层面已经批准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方面此次对于是否向国家层面申请设立国家层面的“全国民间投资示范区”颇为谨慎，有官方内部声音对本报记者指出此次可能更多的是浙江省层面的规划。

　　浙江的焦虑：时隔两年的同样诉求

　　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会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进行研讨。

　　最后，2011年初，《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与其说这是一次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不如说这是浙江更现实的选择。”前述浙江省发改委人士指出。

　　这就意味着最后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变为了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随后，浙江陆续获批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大国家战略，成为全国拥有国家战略最多的省份之一。

　　设立民营投资示示范区必须是浙江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的改革，虽然对浙江而言是一张“金名片”，但除却考虑到其它地区可能的异议，浙江省工商联原副会长郑民治向本报记者表示，获中央批准恐较难。

　　如今，对浙江来说，不管是两年前设想的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还是现在探索的全国民间投资示范区，“都是要解决投资推动的问题。”参与过相关内部讨论会的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告诉记者。

　　作为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典型省份，浙江过去依靠“市场自发成长”和“政府默许护航”赢得发展的先机，如今这些优势似乎不再。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浙江GDP由1978年的124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6024亿元，增长48倍多，而温州GDP更是在这20多年间增长81倍多，温州模式被作为浙江改革路径向全国推广。

　　2000年的浙江，人均GDP13461元，高出江苏1688元，是全国的1.713倍，经济总量占全国6.07%，处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第一方阵”。

　　10年后，浙江省的经济总量是江苏的四分之三，地方财政收入为江苏的三分之二，这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以及人均GDP均低于江苏。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十一五’前四年平均增长率，江苏为21.4%，我省为12.5%。由于投入不足，必将带来‘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发展还会更落后于江苏。”2010年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指出。

　　太湖两岸的苏、锡、常三市与杭、嘉、湖三市经济总量的差距，在这10年间，更是从1000亿元拉大到8000亿元。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2010年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第一次提出浙江经济正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标兵渐远、追兵渐近”的发展形势。

　　根据官方统计，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从最高的35.2%下降到如今的10%左右。但投资依然是浙江发展的重点，尤其是民间投资，在浙江固定投资中高达60%多，占比居全国首位。

　　兰建平指出，现实是目前民间投资空间基本饱和，改革推进需从垄断领域入手，这也是此次浙江省酝酿民间投资改革的出发点。

　　本报了解到，此前2010年，也即两年前，浙江曾试图尝试申报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当时浙江周边的江苏有沿海经济区，上海有浦东新区，福建有海西经济区等国家战略，就中间的浙江没有，这在区域发展中，对浙江十分不利。”浙江大学教授陈建军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浙江省召开了本文前面提及的内部讨论会，研究向中央申报国家战略的事宜。

　　前置“篱笆”谁来撤？

　　但如此多的国家战略，并没有为浙江带来预期的成绩单，8月28日，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在今年省委专题学习会上指出，近些年，浙江发展速度相对慢了下来，其背后是经济的竞争优势在弱化，发展的质量在下降。

　　这些问题绕不开的症结是，“中央下放审批权、降低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兰建平说。

　　仅占中国近1%土地、4%人口的浙江，创造了7.5%的生产总值。其中，浙江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生产总值、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创造。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这些成绩，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

　　然而近些年经济的疲软，让浙江开始望向太湖对岸的江苏，在浙江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台地区，强势政府开始被推崇为“拯救市场”的良方。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大项目也逐渐渗入浙江各个地市。

　　但前述浙江省发改委人士、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维等受访者均指出，这些过渡阶段的措施不应该取代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的地位。

　　在浙江，过去流传一种说法“民企兴则浙江兴”，每天都有200家民营企业生成、有100个人成为小老板，平均4户浙江家庭中就有1户在做自己的产品或生意，平均每1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

　　浙江探索全国民间投资示范区？

　　带来这些成果的产业发展战略，“最终都是市场选择，而非政府。”兰建平指出，民营经济最需要的是市场化的改革，从全国而言，可以从浙江开始试验。

　　他直言，这样的试验需要国家下放部分审批权到省层面，降低垄断行业准入门槛，“由省里统一定，到国家发改委备案，相应的财权也可尝试切块管理，而非项目答辩制。”

　　陈建军则指出，这对经济体量落后于广东、江苏，民营经济实力也仅是相当的浙江而言，突出的是其民营企业家所形成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且整合碎片化的国家战略有利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不过上述浙江省发改委人士也指出，某种程度上，温州金改可以看成是民营经济改革的尝试。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激活民间资本是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具体落实需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宽垄断领域市场准入等方面入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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