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40年 看境内外园区蝶变

　　编者按：从寸草不生到高楼林立，从人烟稀少到商贾云集，招商局蛇口工业园、苏州工业园、中关村科技园、中非泰达工业园、中白工业园……改革开放40年一批应时涌现的园区弄潮儿，在风雨锤炼中，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从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发展到在海外“遍地开花”，如今海外产业园已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蛇口：市场开放的支点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窗外一片宁静几丝微弱的灯光闪烁。此时，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携99岁高龄，在他创造奇迹的土地上溘然长逝。待天亮后，窗外又将是一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景象，当我们今天把蛇口工业区的影像资料一一翻过时，竟恍若昨日。

　　“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1979年1月31日，中央领导在摊开的地图上轻轻一勾，对前来汇报工作的袁庚说。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这个仅2.14平方公里的半岛逐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大放光彩的蛇口工业区。

　　当时的蛇口工业园区还没有被纳入国家规划，也没有财政拨款，因此，袁庚向中央申请了两项优惠政策：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二是可以向外资银行借贷。于是，袁庚在这片不大的地盘上开始“乾坤大挪移”，一方面开始借贷资金用来移山填海、建设基础设施；一方面进行招商引资、引进人才。这使得蛇口当时成了投资的热门地区，在短短几年内，蛇口的企业超过百家，原来荒无人烟的海滩变成了商贾云集之地，先后诞生了万科、平安、华为等数个如今已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在蛇口工业园成立后不久，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后建立经济特区，不断跑出GDP增长的新速度。

　　后来，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谈到蛇口工业区时这样写道：“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某种程度上说，园区是一座城市的试验田，承担着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等一系列重任。这意味着园区是城市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也是先行者。”经济学家宋清辉这样评价道。

　　长期观察园区发展的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彭锐说，深圳蛇口工业区是中国最早成片开发的工业园区，具有示范作用，适应了当时中国经济开放初期的情况，走“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之路，依托蛇口港口和深圳特区开放政策，和靠近香港的优势，快速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蛇口当年是一个大码头，仓库外面是车间，再外围是密集的打工者宿舍。后来蛇口又开发了一些商业地产，使城市功能和园区融合了。”

　　蛇口在“三来一补”的基础上，汇聚了更多的人才和技术，形成了快速升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后来的深圳科技类制造业企业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在这个阶段，蛇口滞后了。彭锐指出，如今蛇口的“三来一补”产业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了，“在中国新一轮开放中，蛇口工业区成为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的组成部分，努力改革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目前在此居住的人群比较高端，也具有高端的城市功能。这是蛇口的发展趋势。”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蛇口开发区被撤销，但它对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意义重大。

　　中非泰达原董事长冯兆一是蛇口奇迹的见证者，更是后来天津开发区的实践者。他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用工业园区的形式，在局部地区创造了仿真的国际环境、仿真的市场环境、仿真的改革开放环境，我们通过相对小的区域试验，迅速取得成效，从而把这种经验和模式向全国推广。“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我们建立的特区、工业区，就是给我一个门缝，我就能撬开开放的大门！”冯兆一说。

　　特色园区：撬动开放的大门

　　当袁庚在蛇口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天津市也在同时创造奇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984年开始建设时只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经过30余年的建设，这里高楼林立，外资企业云集。作为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冯兆一不无自豪地说，无论是蛇口工业园还是天津开发区早期来说，城市的改革开放以园区为突破口，需要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中注入市场因素。

　　目睹蛇口工业园以及各经济特区充满活力的经济模式，中央决定在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又建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特区优惠政策。不仅如此，在1984年到1988年间，中国在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城市又建立了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享有与经济特区相似的优惠政策。后来，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工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开始遍地开花。

　　前不久，商务部完成了2017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全部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的2016年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保、行政效能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量化评价。从考核评价结果看，国家级经开区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呈现出“四升一优”的特点：产业基础雄厚，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升；协同发展局面形成，区域带动作用提升；节能减排取得成效，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管理水平逐步完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在这次考核中，苏州工业园夺得第一。

　　在研究者彭锐看来，1994年创办的苏州工业园区起点就比15年前创办的蛇口工业园高了许多。如果说蛇口是深圳特区的工业基地，苏州工业园则是上海乃至长江经济带的工业基地。1992年我国开始开发上海浦东，上海需要腹地，但浦东土地有限，苏州离上海很近，再加上浦东发展制造业已不是当年“三来一补”初级加工业，制造业水平已经得到了提升。这时候，从无锡到上海一带形成了大量工业区。由于许多工业企业租不起上海的场地、写字楼，于是他们选择将厂区放在离上海很近的苏州，将销售和贸易业务放在上海。这就是创建苏州工业园的时代背景。

　　“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联合建设的，不同于蛇口工业区当年只是一片工厂，苏州工业园则是产城一体、花园城市，写字楼、住宅齐全。” 彭锐介绍说。

　　而中国率先走出“自主研发”道路的是1988年创办的，而后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关村科技园。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科技水平低，科研体制尚未理顺，研发成果转化率低，创新研发前景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关村以高附加值电子贸易起家，也就是主要卖电子产品，其典型案例便是诞生了联想公司。彭锐说，“在这个过程中，联想实现了从贸易（卖电脑）到加工（造电脑）再到技术研发。中关村基础、潜力或者说科研基因很好，这一园区的优势是临近北大、清华和中科院，集中了国内最高水平的研发能力和人才。进入21世纪，中关村的竞争力日益显现，风险资本兴起后对中关村颇为青睐，令其成为高科技汇集地，出现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和园区。”

　　在彭锐看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关村没有很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在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上升，中关村园区发挥的作用才越来越大。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全国各地的园区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总的来看，园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摊大饼’。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循序渐进地进行园区的建设。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具有特色的园区。”宋清辉说。

　　海外园区：项链上的珍珠

　　1994年，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时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他在看到这座中国园区强大的生命力后，对在埃及建设产业园产生了兴趣，并邀请天津开发区的开发企业泰达赴埃合作，传授中国经验建设园区。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作一条项链，那么海外园区就是这条项链上的珍珠。园区这种形式并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却将园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些发展中国家便开始向中国学习。

　　与泰达受邀建立园区不同的是，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园区是为了满足自身海外业务发展需要。例如，在1999年，海尔集团为了开拓美国市场，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了工业园，在当地进行研发设计与生产；2001年，海尔又与一家巴基斯坦企业在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合资建立产业园区，助力海尔打入当地市场，一些国内的配套厂家也前往入驻；2002年，河南国基集团在塞拉利昂将一处废弃火车站改造为工业园，吸引了众多上下游厂家入驻……

　　企业自发设立园区或是因为其需要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希望引入上下游厂家入驻以提供支持；或是看到一些刚到海外的企业因缺少经验而喜欢抱团，以此减少风险。这些企业的实践为政府后期出台合作区政策奠定了基础。2006年，商务部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开始招标遴选海外合作区。

　　“今天，我们海外园区的建设仍然采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园区建设的方法。我们在局部创造一个相对于驻在国拥有更完善的营商环境、更完善的配套条件、更完善的吸引外资的环境，从而吸引人才、吸引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此来帮助驻在国提升整体工业化水平。”冯兆一说，当初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天津开发区一样，也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起家，如今它已经成为“一带一路”上亮眼的沙漠绿洲。截至2017年年底，泰达合作区一期资产价值为1.95亿埃镑，共吸引企业66家，巨石集团、牧羊集团、西电集团等大型企业纷纷入驻，现已初步形成了新型建材、石油装备、高低压设备、机械制造四大产业分区，年产值达1.4亿美元，上缴埃及政府税收10亿埃镑，带动就业超3300人。

　　除此之外，在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的建设设想深受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发和影响。为了建好中白工业园，白方曾专门研究和关注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也努力把这一合作模式引入到与中国的合作中来。

　　由于中非泰达园区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于是有不少人向冯兆一打听成功的秘诀。除了要找好龙头企业 ，冯兆一总是强调，“建设园区是一个长期工程，不要指望在几年之内取得成果，我们需要坚持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海外园区更需要跟上形势，不断转型升级。在宋清辉看来，未来园区亟须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行布局和升级。硬件方面，首先要坚持一个园区就是一个生态的理念，通过以人为本对环境进行升级，达到办公与生活场景的相互融合。其次是特色园区千万不能出现“工业粉尘”的污染，否则很难留住高端人才和龙头企业在此落地生根。软件方面，就是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国家还应该继续出台一些鼓励政策促进园区的发展，对一些做得好的园区应给予实质性奖励。

　　“一个产业激活一个园区，一批园区繁荣一座城市。中国园区的模式和经验从国內走向国外，凸显出中国园区具有巨大的魅力。”宋清？远愿骼嘣扒鄄旌笾赋觯庵主攘蛐砝丛从谥泄笠底⒅匾虻刂埔说奶氐悖缋玫胤接攀谱试捶⒄固厣担⒂胫泄澄幕岷掀鹄础？

　　这也难怪埃及、伊朗、蒙古、泰国、老挝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明确提出与中国开展园区合作的需求。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在招商引资时总是说，虽然有很多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投资建厂，但是津巴布韦的园区比较少，希望中国企业来多建一些园区……（记者 张凡 刘国民）

　　转自：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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