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传情：巴金和他的朋友们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巴金先生那样，经历并参与了如此多的重要的历史时刻；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像他那样，拥有这样多立场复杂的朋友。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的《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叶》一书，巧借书信这一载体，以巴金先生为圆心，展示了二十世纪的文人交往与文学史谈。

　　“毫不夸张地说，巴金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作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精彩的篇章。打开他们的世界，就是打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门户。”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周立民这样总结。

　　林风眠两度赠画

　　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

　　“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书信、日记这样的私人文本，是了解作家内心世界、人际交往和他与社会、历史关联的重要文本。”周立民说，作为个人之间的文字交流，书信的私密性似乎不足以承担大历史的描述。不过，书信也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可以帮助复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勾勒出历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枝节节。

　　巴金与朋友来往的信件中，不经意的几句话，如今看来纠正了一些史实。谈到巴金与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林风眠的交往，最广为人知的一段故事便是林风眠赠给巴金一幅《鹭鸶图》：20世纪70年代末，林风眠被批准出国探亲。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到巴西看望分别22年的妻子、女儿。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赠予朋友。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

　　周立民告诉记者，实际上，这幅《鹭鸶图》并不是1977年林风眠去海外前散画所赠，他给出了几点依据——

　　首先这幅画上的题款：“巴金先生正画，一九六四年沪。”已经说明此画作于1964年。其次在巴金日记中有记载，1964年4月22日，巴金日记中描述了挂画一事：“八点左右金焰来，帮忙我们挂上贺天健和林风眠的画。”所以，这幅画1964年就已经挂在了巴金的客厅中。

　　周立民查阅了林风眠的相关传记和资料，里面都不曾提到和巴金的交往。但1951年林风眠移居上海后，二人有了碰面机会。1977年9月27日，巴金在日记中记载，他们在锦江饭店陪同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晚宴，并同车回家。临行前，林风眠赠与巴金的画作，便是被当作现在挂在客厅的《鹭鸶图》，巴金收到画写了一封致谢信：“画收到，十分感谢。另封寄上拙著一册，请查收……”

　　“寄赠林风眠的书是《巴金文集》第14卷精装本。1977年10月19日，林风眠离开上海，画和书是两位朋友的道别纪念。”周立民说。众所周知，林风眠交往较多的是傅雷、马思聪、马国亮等人，很多人认为巴金和林风眠只是开会碰面的点头之交。但周立民判断“他们言浅交深，正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

　　世人皆说林风眠“在画上从不写上款”，唯有周总理去世时，他画了一幅画，题有“敬献给周公。风眠”，而巴金的这幅画也有题款。可见巴金在林风眠的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为什么十四卷的《巴金文集》，巴金偏偏赠给林风眠最后一卷？”周立民不禁向自己发问，这一卷收录长篇小说《寒夜》和创作回忆录《谈自己的创作》，前者是写巴金抗战后期的重庆生活，后者谈到了他在法国生活和创作的回忆。“这里面有两人共同的情感记忆，可能也是两人交往的心理基础。”周立民判断，两人都去法国留过学，都不是长袖善舞的交际场中之人，创作上也有一些共同语言……这让两个人惺惺相惜，一直保持着多年的君子之交。

　　郑振铎与巴金的“争吵”

　　事涉多位文化名人

　　巴金将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尊为介绍自己进入文艺界的前辈和挚友。“巴金与郑振铎真正的交往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见面应该是由郑振铎在复旦大学的学生靳以介绍的，因为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周立民介绍，当然，再好的朋友都难免有分歧，巴金也曾在《怀念振铎》一文中提及：“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

　　巴金与郑振铎的“争吵”是因编辑《文学季刊》的不同观点而产生。1934年3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铎兄辞《季刊》编辑。”3月25日，朱自清又写道“下午振铎兄见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时抽去季羡林文；又不收李长之稿，巴金曾讽彼为‘即成式批评家’，见《季刊》中；李匿名于《晨报》骂之云。”

　　“季羡林文”是季羡林对丁玲小说集《夜会》的书评。巴金从茅盾处获知鲁迅对此文有意见后，于刊物再版时抽去了此文。周立民说，巴金此举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自尊心强的季羡林。季羡林甚至在日记中直言：“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之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

　　此外，巴金与郑振铎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民间俗文学的研究和整理一直是郑振铎的兴趣所在，如《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前面刊登多幅照片都是元杂剧的书影等，但巴金等人则觉得沉醉于那些“落后”的东西是不长进或衰老的表现。“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巴金也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

　　“文学新生代的巴金，与老一辈郑振铎的误会虽因抽稿而起，他们背后的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冲突，也造成了他们编刊合作中的分歧。”周立民分析道，鲁迅是巴金的精神导师，对于翻印古书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巴金深受鲁迅影响，甚至鲁迅对郑振铎的态度，也成为巴金判断的依据。像《译文》被生活书店停刊，鲁迅曾怀疑是郑振铎从中作梗，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也有谣言，说这是处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

　　不过，没几年他们的误会就彻底消除了，巴金也曾表示“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对他们而言，友谊是在互相砥砺中日久见人心的真性情、真相知。

　　与师陀的两个约定

　　十年之约与生死之约

　　1937年夏的一天，作家师陀与诗人卞之琳出游雁荡山，巴金为两位好友送行，巴金讲到一则从日本报纸上读来的故事——

　　有两位好友临别前，相约十年后在某日某时某地再会面，结果十年后，一人前去赴约，却久久不见另一人的影子。这时，有一人送电报来：“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师陀听完当即笑道，三人也要立个十年之约。然而，战乱纷争，时局动荡，这个约定最终未能兑现。

　　在巴金的众多好友中，师陀是他认识较晚、而四十年（40年代至80年代初）中见面最多的人。两人的相识也颇有戏剧性。

　　1935年11月，巴金从日本回来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师陀来找靳以，进门就说：“听说巴金来了。”靳以答了个“是”就转到别处了。偏偏师陀和巴金都是腼腆的人，两人都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真正的相识迟到了一年。

　　师陀曾评价巴金，“要说对我进入文坛帮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过我许多书，对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关心。”师陀的《谷》《里门拾记》等1949年前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自巴金之手出版。此后师陀陷入长久的创作迷茫时，也希求着从这位老友身上寻得帮助。

　　1949年以后，师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社会建设和自我改造中，到河南参加土改，到山东农村的农业合作社深入生活，去东北等地参观……但即使师陀争着站在第一线，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写作的泥潭。

　　他写信给巴金表露自己的创作困惑：“我原说过向记者学习，但是写的结果，远不如记者。知识差，抓不住关键问题，同时也没有他们那种耐性。”“因为想有所作为，结果毫无成就，又未立刻奉覆，实在无颜对江东父老。”“文章写不长，写的没有生气，主要在知道的太少了，了解的不深入，缺乏具体材料。”

　　面对好友，巴金有一封短简，开门见山：“师陀：《曹操的故事》似乎可以多写点，有些地方还可以发挥一下。”周立民说，也许是受了朋友的鼓励，也许历史题材的东西束缚比较少，反倒曲折表现出小说家的个性，于是有了《伐竹记》，有了《西门豹》。

　　在十年之约外，师陀和巴金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约定。有一回师陀跟他开玩笑，“谁先死，就该谁写怀念文章。”在巴金的《怀念师陀》未完稿中，他谈起了这个约定，而故人已去，只有他在“孤零零”地履行着。

　　转自：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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