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报告：数字人民币和纸钞将长期并存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而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竞争中将居于核心地位。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80%的中央银行已启动数字货币研发，2021年4月，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也开始了小范围试点，这是是全球第一个投入试点的法定数字货币，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推出的法定数字货币，因此引来多方关注。

　　12月23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0期）在线举行。本期论坛的主题定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于政策启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围绕央行数字货币的边界界定、全球趋势、政策启示三个方面发布CMF专题报告。

　　报告参考数字货币案例指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两个核心特性是法定性和数字性，并不限制具体发行方式和所用技术。

　　宋科介绍到，自2008年比特币概念被提出后，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主要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关于比特币能否成为新一代法定货币，第二轮是Libra推出后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出现eSDR功能货币，第三轮是当前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就概念界定而言，可将数字货币按照三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即是否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是否由央行发行、是否使用区块链、密码学等技术。其中，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为：一是数字性，二是由央行发行，但并不限制所用技术。

　　报告在分析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时指出，各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动机可划分为四类：一是，抵制别国经济制裁，争取货币主权，以委内瑞拉为代表。二是，提升支付效率，改善现有交易体系，特别是随着第三方支付冲击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各国央行加快研究央行数字货币。三是，维护中央银行地位，应对货币形态变化。四是，增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报告认为，目前各国在发行和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第一，明确的中心化组织，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第二，价格相对平稳，这关乎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第三，在技术层面保持技术中性，可以采用分布式记账，也可以采用二元账户体系等传统银行账户体系。

　　报告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的政策启示可归纳出三个方面。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需求的关系。

　　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的货币需求理论主要研究了收入、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如果我们从现金需求的角度看，则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即“一个4%”和“两个80%”的问题。“一个4%”问题指的是现金在广义货币量中的占比长期不足4%。“两个80%”问题指的是，当前的现金80%以上以大额纸币的形式存在，另外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消费者持有现金量（用于日常支付消费）大约仅占全部现金量的5%-10%，也就是说80%以上的现金量都并非用于日常支付交易，可能很多用于地下经济活动，尤其是避税、腐败、非法移民和恐怖融资等非法地下经济活动。Rogoff对此进行了长期研究，在多年前他就提出所谓的Rogoff方案，即取消大面额纸币，保额小额纸币。央行的数字货币为Rogoff方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因为从现在来看，小额交易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匿名，大额交易在打掉匿名性后相当于取消了大额纸币。

　　移动支付是否存在对于现金需求的替代作用？自1978年以来我国M0一直保持增长，即便是自2011年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加速发展以来，M0仍然保持长期上升趋势。从更为广泛的国际经验来看，银行卡、移动支付、虚拟货币的发展也不影响M0的增长趋势，这说明现金需求不仅来源于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自2011年移动支付加速发展以来，M0总量维持增长，但增速出现下降趋势，M0同比增速由2011年15%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5%左右，可以说基于小额支付场景的移动支付对于现金形成一定程度的增量而非总量替代。为了验证现金需求与移动支付之间的替代关系，我们研究了来自于农村地区的近一万份微观数据。之所以选择农村地区，是因为农村地区现金需求以日常消费支付为主，地下经济对现金需求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少。研究结果发现，移动支付对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现金需求有明显的替代作用，而且在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区域，替代效应会越强。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次特殊的“现金挤兑”。由于流通中纸币携带大量微生物，有可能会成为流行病的传播媒介，因此国家提倡非接触式金融活动，所有的交易活动尽可能线上化，按照正常逻辑来将现金需求应该会出现下降。然而统计数据表明，M0月度同比增长率在今年3月-1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10%以上，最高达到11.1%，远远超过了上一年5%左右的水平，且在3月份-9月份都超过了M2月度同比增长率。以此同时，商业银行库存现金却在快速减少，由1月份的7908亿元下降至10月份的5321亿元，这表明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提现压力较大。那么这次特殊的“现金挤兑”是否与央行数字货币在今年的加速推进有关呢？一种猜想是这次“现金挤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匿名性消失或对于匿名性需求的预防性的提前反应。

　　第二，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供给的关系。

　　央行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数字人民币和纸钞将长期并存，如此一来，二者之间在供给层面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假设经济体中所有存款都是活期存款，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0，在引入央行数字货币后，货币乘数会发生变化。在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现金漏损率（现金存款比）越大，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越大。央行数字货币对现金存款比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计划发行导致现金提取量增加，比如今年中国M0的异常增长，另一方面是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导致银行存款大量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即央行数字货币对银行存款的“挤出效应”，当然这种兑换还会影响到超准的比例、定期和活期的比例等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数字人民币为实施负利率政策创造了空间。

　　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体都在寻求新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中负利率政策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在现有的双层运营体系下，负利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央银行对银行的准备金收费，第二层是银行对存款和现金收费，其核心是第一层，但从现有研究和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报告最后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在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央行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一点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论坛，知名经济学家黄益平、张明、邵宇、邹传伟分别就数字货币相关议题发表观点。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

　　转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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