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隆后坪乡：巧打“文化牌” 乡村添活力

　　大山深处的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白石村，云雾缭绕。

　　1月25日下午，正是冬闲时节，王顺清、冯德友、蔡永林三位年过七旬的党员，眯着眼，很投入地跟着村里的“文人”吴启合念诵最新修改的顺口溜《十谢共产党》：“一谢共产党，人民得解放。过去受苦难，如今把头扬。二谢共产党，改革又开放。下放责任制，家家有余粮。三谢共产党，攻坚战打响。派来工作队，脱贫把路闯……十谢共产党，生活奔小康。文化多丰富，老来有所养。党恩感不尽，群众永不忘。永远跟党走，拥护党中央！”

　　“这回要得了，不但把后坪这几年的大变化都写出来了，文化生活也加进去了。”王顺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个《十谢共产党》我们改了很多回，以前只写了生活变好，但总觉得还缺东西。这回把文化加进去，‘味道’够了！”

　　后坪乡位于武隆、丰都、彭水交界处，曾是武隆最偏远、最落后的乡镇。被列入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后，这里通过发展少数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业，传承非遗文化，用法治文化凝聚人心，边远小镇蝶变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活力小镇。目前，全乡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21.9%降为零，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957.6元，同比增长26.6%。

　　苗寨文化

　　让游客心甘情愿跋山涉水进后坪

　　大寒天气，屋里冷得跺脚。文凤村村民杨世超一直在调试新购进的酿酒设备，干得满头大汗。

　　“以前的米酒只能卖周边，加了‘文化’这个东西在里头后，去年酿的1500公斤米酒还不够卖！”杨世超有些得意地说。

　　米酒在后坪被称为“苗汤”，是苗族同胞用糯米酿的低度酒，口感清甜。30多年前，杨世超就从事米酒制作，在赶场天卖。无奈销量有限养不活一家人，1997年，他只得丢掉家里生意外出务工。

　　杨世超所在的文凤村，地处偏远的山坳，传统民居保持较好。这里以“天池苗寨”闻名，并被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10月，后坪乡引进武隆区喀斯特旅游产业公司，将44户农户的闲置房屋和田土林地折价入股，成立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共同发展文旅产业。杨世超回到家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捡”起了尘封20年的酒坊。

　　2019年，“云上苗寨·幸福后坪”正式开寨，吸引来市内外大量游客。杨世超的米酒“小试牛刀”，市场反响不错。去年，他又在米酒中加入了从山上采的桃花，并对“苗汤”的历史和功效进行挖掘，用文化对米酒进行“包装”。

　　“很多游客看了这些介绍，都很感兴趣。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排队，收钱都搞不赢。”杨世超的妻子乐坏了：没想到苗族文化还能促进自家米酒销售。

　　杨世超保守估计，去年“苗汤”的缺口至少有1000公斤。于是在冬闲季节，他从外地新购进一套酿酒设备，准备将产量从1500公斤增加到5000公斤。

　　在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副理事长罗开伦看来，民族文化是后坪发展旅游的重要推动力：和仙女山这些成熟的景区相比，后坪知名度低，交通条件也才刚刚改善，要让游客心甘情愿地跋山涉水进后坪，依靠特色文化是个好办法。

　　目前，苗寨将文化尽可能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既满足村民生活所需，又为游客提供体验民族文化的场地。

　　离杨世超家不远的榨油房就是苗寨土法榨油的展示场。这里存放着长十多米的木制榨机、撞锤，墙上绘制了土法榨油的过程。因吸纳了6名贫困户，榨油房也成了“扶贫车间”。

　　几年前，为了恢复这种榨油方式，合作社请来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榨机构造。花了几个月时间，大家才复原了一套全由原木制成的传统榨油设备。

　　“每回榨油前，我们就喊起老辈子传下来的榨油号子，游客一听就围拢来。这么大个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在这里当榨油工的脱贫户曾玉林比划着说。

　　曾玉林家因学致贫，原来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现在，他和杨仕成等贫困村民成为榨油工人，向游客展示土法榨油的炒制、晾晒、碾碎、榨油和包装的全过程。

　　参观完，游客往往愿意顺手带走新榨出的菜油。这些菜油每公斤30元左右，比普通菜油价格高一倍，仍供不应求。

　　有了民族文化内涵作支撑，后坪乡的旅游产业生机勃勃。去年，全乡接待游客人数超过3万余人次，旅游收入300余万元。

　　受旅游拉动，全乡农业产业也发展迅速。该乡共实施产业项目26个，引进和培育茶叶企业3家，发展茶叶8000亩、中药材7500亩、特色林果2000亩、高山蔬菜2000亩，养殖中华蜂6000群，传统烤烟产业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目前，全乡已实现每个村有2至3个骨干产业，每户有一两项增收产业，特色产业覆盖贫困户95%以上。

　　法治文化

　　化纠纷解难题脱贫路上聚人心

　　临近新年，白石村的村民开始杀年猪。

　　“老蔡，明天我杀猪，你过来吃个便饭嘛！”贫困户老王看到蔡万田从不远处的田埂路过，追出门来扯起嗓子对他喊。

　　“要得，明天不来不作数！”心田花蔬菜合作社理事长蔡万田高高兴兴地回答。

　　谁能想到，在2019年，这两人还曾是一对“冤家”。

　　2019年3月，经过村民讨论后，白石村准备发展南瓜产业，成立了心田花蔬菜股份合作社，每户入300元。农忙季节，合作社雇村民务工，每天劳务费120元，按天数计算工钱。

　　2019年5月18日，合作社第一次公示工钱。老王仔细地把账本看了又看，认为合作社少给自己算了半天，相当于少了60元工钱。

　　脾气火爆的老王找到蔡万田理论，并请其他人作证。但时间太长，大家都记不起这半天的事来。

　　老王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妻子残疾，靠他一人撑起这个家，况且，没要到钱还失了面子！

　　第二天早上，他拎着半瓶农药找到蔡万田：“把工钱补上，把300元退给我。不然，我把这瓶喝下去！”

　　大家赶紧打电话报警。有人想办法把农药瓶夺了下来，老王的气却没消得下来。

　　他抓住记账本，“唰唰”几下撕碎，“我得不到，你们都得不到！”这让在场的人都傻了眼。

　　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给老王上了一堂法制课：销毁会计凭证，依法应受相关法律法规处罚。这下又轮到老王傻眼了。

　　就在僵持不下时，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闻讯赶到现场作调解。作为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懿对调解纠纷很有心得。到白石后，他在村里成立了“让一让”调解室，并经常把调解室搬到田间地头。

　　杨懿一来，先给老王比了个大拇指：每回看到你在地里劳动，都觉得你特别“攒劲”；但你话没说对，比如邻村的某某就因一时激动铸下大错，多可惜！

　　说着说着，老王低下了头，辩解道：“我又不懂法……”

　　“不懂就要学。要先记得：法律不讲哪个声音高、阵仗大！”杨懿一边送走民警，一边劝慰老王。作为惩罚，老王被罚在规定时间内将撕坏的账本粘好，还给大家。

　　回过头，他又给蔡万田建议，公示可以通过网上建群的方式，每天公布。他还帮合作社按相关法规完善了运营制度。

　　“如果那天这事没解决，大家人心就散了，合作社十有八九也搞不成。”蔡万田说。经过这一番波折，合作社的大小事项都经过社员讨论通过再执行，天天公示，矛盾纠纷少了许多，入社的社员从最初的6户增加到28户。

　　大家劲往一处使，当年合作社的南瓜就获得丰收。“大河涨水小河满”，老王也得到4000元分红，在合作社的工资收入合计六七千元。

　　以此事为契机，对口帮扶后坪乡的市委政法委扶贫集团积极探索“法治扶贫”。白石村建起法治文化大院，通过讲法、普法，减少群众的矛盾纠纷，并将相关法律法规编成大家喜闻乐见的顺口溜。

　　近年来，通过“法治扶贫”、宣传法治文化，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后坪乡调解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各类矛盾纠纷500余起；建成法治文化院坝10余个，培养起一批有文化、有水准的法律明白人（院主），用贴近群众和实际的方式传播法治观念；组织专业人士和法律讲师到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已有上百次。

　　乡愁文化

　　“乡情馆”里陈列“老物什”

　　冬闲人不闲。这几天，高坪村的冉茂云正在传授传统木器制作法。两个学徒已学了两年多，能用脚踩踏板带动上面的刀片将木头削成小巧的酒杯。

　　今年65岁的冉茂云是当地有名的木匠，能做全套家具。他用山上采的桐子榨油作家具漆。

　　“这些年，手艺人的饭碗都被机器‘抢’了。”冉茂云说。现代工业制成的瓢盆多且便宜，加上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传统木器制作一度走到无人可传的境地。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冉茂云的手艺感兴趣的年轻人逐渐多了起来。“家乡发展起来了，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想学技术的人也比前些年多得多。”冉茂云很高兴。

　　在文凤村村委会对面，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乡情馆”，里面陈列的是当地收集的“老物什”：积着厚厚一层灰的走马灯、裂了口的土陶大碗、可以挂在火灶挂钩上的锡水壶……这些都是从乡亲家里征集来的，记录着后坪人民曾经的生活。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展品可以作为忆苦思甜的‘引子’，让大家感受到老一辈后坪人生活的贫困；另一些精巧的家什很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让年轻人和游客了解我们后坪的苗寨文化。”文凤村村支书赵俊说。

　　文化，已深深渗透进了后坪的脱贫攻坚乃至乡村振兴中。目前，全乡各村正在实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创建工程，为村民日常文化生活提供阵地；修复境内留存的渝东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遗迹，并建成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史迹展览馆，宣传红色文化；大力推进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编印《后坪神韵》乡土教材，实施后坪山歌进校园工程，建起后坪木器非遗传习所，为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场地。

　　转自：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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