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刚20岁，半年来，背着我们用手机从网上一共借了四万块钱，现在利滚利已经七万了。要不是他实在还不起利息了，离家出走，我们还一直被蒙在鼓里。这些公司借给你钱，什么都不用审核，也不考察你有没有还款能力，只要身份证登记就能借到钱。”位于上海的王女士说，为了“少惹麻烦事”，她已经将儿子借的钱统统连本带息都还上了。
王女士口中的“只要身份证登记就能借到钱”的借款即是“现金贷”。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由央行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监管新规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除了36%利率上限和禁止暴力催收外，此次监管可能还将从资金、牌照等多方面严控“现金贷”。
“在P2P平台普遍因为盈利难而陷入经营困局的同时，现金贷业务的超强盈利能力无疑给互金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时间，所有人都找到了方向，大力发展现金贷业务。”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说。
事实上，目前现金贷可谓乱象频发。据开鑫金服总经理周治翰介绍，目前，现金贷的乱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借款人综合成本高。除借贷利息之外，还通过手续费、管理费等隐蔽手段加收各项费用，年化费用远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约定的36％上限。此外，有些平台还规定了高额的逾期罚金，平台借款用户一旦逾期，面对高额罚款，违约风险更大。二是引发暴力催收和信息泄露。有些平台在面对逾期用户时，会采取短信、电话骚扰等手段进行催收，“裸贷”、“跳楼”等社会事件给行业带来了恶劣影响。有的平台不注重用户隐私保护，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同时，在高利率的诱惑下，一些信用欠佳或是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人群也获得了贷款，造成非理性消费。
现金贷的发展壮大是市场的必然，但盲目发展带来的市场乱象也揭示，现金贷亟须纳入监管，阳光化运行。“现金贷出现暴力催收、借款人陷入债务危机等乱象的出现表面上是因为借款人无法承受过高的借贷利息和逾期款项，其实是现金贷业务并未完全真正覆盖到实际需要的借款人群。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钱借给适当的人。换句话说，现金贷的用户应该是借钱解燃眉之急的中低层收入人群，而非用于过度消费或者不良用途的中低层收入群体。如何辨别用户群体，需要平台具备强有力的风控水平，在风控指标中加入是否具有稳定工作、是否有一定收入等衡量指标。”周治翰说。
不过，周治翰也坦言，除了假借现金贷之名行高利贷之实的恶意行为，不少现金贷平台的高利息其实背后反映的是高获客成本，所以平台应该在降低获客成本方面下苦功夫，而非通过过高的借款利率去覆盖成本。
“现金贷的火爆，意味着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的线性增速，出现了脱实向虚，埋下了风险的种子。”薛洪言说，早在今年4月份，监管机构就对现金贷产品的高息和催收环节中的非法行为进行整顿；之后，全面叫停了非持牌金融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近期，各地开始严查消费贷资金流向。消费金融可能不再是监管机构互金监管的“法外施恩”之地。
据记者了解，由于面临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压力，部分现金贷公司开始选择出海东南亚，这是基于东南亚现金贷业务市场广阔，获客成本较低。比如印尼，大多数人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大量的潜在现金贷客户尚未被开发，另外当地现金贷产品稀缺，金融产品竞争力较弱，对于服务优质的现金贷产品需求较大，获客成本也更加低廉。
当然，市场庞大的东南亚也伴随着风险隐患。“不同于中国的现金贷是建立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东南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方支付等方面能力不足，征信缺失、大数据统计较弱等问题会对现金贷业务的风险控制造成影响。这些都是国内现金贷公司出海需要重点考虑的风险。”周治翰说。（记者 刘丽）
转自：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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