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构筑经济新动能提供了强劲动力，但产业升级新动能进一步释放仍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当前，应准确把握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与规律，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入手，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是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技术创新浪潮驱动下，我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带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不断释放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准确把握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与规律，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
准确把握新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规律
第一，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把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和扩散应用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线。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新动能释放的核心驱动力量。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新能源、生物工程、新材料、3D打印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呈现出集群突破、协同共进、融合拓展之势，带动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加快发展，涌现出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工业机器人等一大批智能、绿色、高端的新产品新产业，为构筑经济新动能提供了关键动力。2017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增长68.1%，新能源汽车产量达79.4万辆，累计推广应用量超过180万辆，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
第二，要充分发挥新要素的关键支撑作用，把发展知识和信息主导型产业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点方向。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为代表的知识型新要素，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其支撑下，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信息服务业利润总额占到高技术服务业的80%以上。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共享经济等一批新业态快速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日益增长的新动能。
第三，高度重视智能化、网络化革命对传统生产方式、产业组织的创新变革和影响，以“互联网+”促进产业质效升级。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智能制造的发展，可重构的智能制造系统能够实现原料供应、配送管理、机器运行与市场需求之间更加精准的协同和无缝对接，使得生产更加智能化、柔性化，真正实现优质、高效、灵活、低耗、清洁的生产。互联网创新了产业组织模式，众包设计、网络协同研发、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工业云服务等产业组织创新，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使得供给能够在更高层次上满足客户的需求。
第四，要充分发挥服务要素对制造业价值提升的影响，以制造与服务融合，拓展产业价值升级新空间。服务要素，作为制造业最重要的中间投入，是产业价值提升的重要催化剂。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通过增加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服务要素投入，面向客户需求延伸提供基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服务、融资租赁服务、在线诊断和支持服务等创新服务内容，进一步延展了产业价值链，拓展了价值增值的空间。目前，海尔、三一重工、沈鼓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已完成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其基于制造的服务收入已经占到全部营收的30%左右。
第五，要高度重视产业集群建设对产业整体升级的协同和溢出效应，把发展高质量的产业集群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我国拥有一批较早融入全球市场竞争、产业配套齐全、富有活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凭借长期不断形成的技术积累和学习效应，在专业化分工、网络化生产、集群式创新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成功实现了产业整体升级，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未来，应进一步发挥集群的知识创新优势、生产网络优势、空间集聚优势，促进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产业集群集聚，进一步创新优化产业组织，促进高水平开放合作，使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
产业升级新动能进一步释放仍面临障碍
我国产业升级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两极分化还比较严重。对不少企业来讲，转型升级还面临信心不足、资源缺乏、环境欠佳等问题。
一是市场自发驱动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产业升级的过程本身，也是以创新为引领的资源要素再优化配置的过程。在有些领域，因过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性垄断、管理体制僵化等，导致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流动性不足，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健全，资源要素再优化配置遭遇阻碍。部分资源能源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产业升级内在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
二是企业自身积累和外部支撑不足。首先，部分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缺乏新产品开发和新业务拓展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获得间接融资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其次，多数科技资源集中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真正有研发实力的企业并不多，一些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使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受到严重制约。再次，高端人才缺乏，特别是缺乏能够引领企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技术领军人才以及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三是有利于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的产业治理体系尚未形成。目前，我国在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民用卫星、互联网金融等新产业新应用的准入规范方面还不健全，其推广应用仍受到一些政策法规的制约；大数据、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规范发展，缺乏成熟有效的法律法规指导，无法从信息保护、交易规则、监管治理等方面为其保驾护航，以至于阻碍了新动能的有效释放。
四是传统产业运行的成本负担重、产业升级压力大。尽管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简政放权的力度，但是管制多、办事难，隐形收费、变相收费等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加之融资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工成本等综合运行成本偏高，进一步增加了转型升级的压力。长期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全社会综合物流成本一直偏高，进一步挤压了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这些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创新加以解决。
加快完善产业升级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当前，我国亟待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入手，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简政减税降费的改革，持续降低企业综合性成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平等宽松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并实施普惠性降费。多措并举，实施产业升级导向的降成本措施；深入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用油、用电、用气、用网、物流等成本。
二是加快完善产业升级的政策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集聚。以产业技术政策为核心，提升产业升级基础能力，加大对各领域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普惠性支持，持续加大对战略前沿领域的研发支持，完善财政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和技术市场建设。加强对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导入阶段的金融支持，加强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深层次互动。完善针对传统领域、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支持政策，加强科技、人才、金融等资源的整合与服务对接。
三是健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以制度建设倒逼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落实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提高侵权的代价和违法成本，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强化标准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以技术标准、能效标准、质量标准、安全标准、环境标准等倒逼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推进僵尸企业退出，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市场化、法制化长效机制。
四是坚持鼓励创新、审慎包容的原则，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保驾护航。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数据产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以法律先行，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畅通路径。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面向新兴业态的监管模式改革。加快健全和完善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共享出行、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准入规范，建立健全符合新业态新模式运行规律的监管体系。
五是健全宽领域、多层次的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体系。支持面向产业集群和重点行业的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建设一批产业升级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为企业引进国外成套成熟的技术及本土先进技术转移交易等提供支撑。加强工业互联网、工业云服务平台等面向未来的先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升级的信息能力。完善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支持企业“走出去”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健全和完善“走出去”信息发布、风险防范、投融资、海外并购、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支持企业面向全球整合资源和布局产业链，联合开展研发和创新活动，推动我国产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实现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燕）
转自：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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