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贸形势回稳向好。据统计，我国外贸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货物进出口额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1.9%，进口增长0.6%。2017年1~5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0.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额为5.88万亿元，增长14.8%；进口额为4.88万亿元，增长26.5%；顺差达9939.7亿元，收窄21.1%。外贸优化升级的积极因素正在积聚，我国外贸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
（资料图片 来源于网络） 多因素致外贸回稳向好
1~5月我国外贸形势稳中向好。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与世界医药企业家高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涌介绍道，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2%，占比57.3%，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汽车、船舶、手机和计算机及其部件等分别增长32.1%、27.2%、16.0%和14.6%。7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也保持较快增长，增幅达12.8%。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2.75万亿元，增长18.1%，占比46.7%，比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6.11万亿元，增长21.0%，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6.8%，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从市场结构看，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分别增长18.3%、14.6%和12.8%；对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增幅分别达到29.5%、24.7%、15.8%和16.9%。
当前外贸回稳向好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长涌指出，一是政策效应显现。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12份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政策文件，商务部牵头在推动政策落实、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按照政策实施规律，这些措施的成效2~3年内应该开始显现。从调研情况看，企业普遍反映减负明显，贸易便利化程度提高。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增强。三是大宗商品量价齐升。1~5月我国原油、铁矿砂、天然气、钢材、铜精矿等10类大宗商品（占我国同期进口总额的24.3%）进口价格上涨7.7%~90.8%，进口数量增长2.4%~29.6%，拉动进口增长11.7个百分点。
挑战与机遇并存
“‘十三五’时期，我国外贸发展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杨长涌表示，一方面，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或消失，“低价格、数量型”外贸增长方式受到国际国内条件变化的双重挤压，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有利于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型升级的新条件正在积聚培育。
挑战方面，杨长涌认为，首先，外需疲弱或将常态化。外需是我国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在80%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6~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预计为3.6%，比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下降1.2%，外需疲弱态势难有根本改观。
其次，产业转移出现新动向。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不少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开始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我国出口面临“上压下挤”的压力，特别是传统加工贸易发展受到明显影响。
再次，出口优势“青黄不接”。一方面，要素成本步入长期上升通道；另一方面，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培育尚需时日，不少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还不多，开展跨国营销与服务仍面临较多困难。
虽然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有挑战就有机遇。在杨长涌看来，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同样前所未有。
新型互补关系逐步形成。我国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发展中国家以能源资源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明显互补，特别是质优价适的电力、通信、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装备在发展中国家很受欢迎，这是外贸优化升级最重要的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和国际产能合作推进，通过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工程承包等大力发展投资贸易，有望带动成套设备、零部件等扩大出口，提高高附加值中间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创新环境全球排名已升至第29位，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强，通信技术设备和数字通信技术设备两个领域的全球占比已超过美国。此外，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备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为我国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扩大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提供了坚实保障。
国内市场需求逐步升级。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0%，实现“三个一亿人”目标。这将推动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巨大投资消费空间。“未来5年，我国预计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将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成为我国提高国际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一张好牌。”杨长涌乐观地表示。（王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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