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各经济体制造业竞争力强弱的讨论甚嚣尘上，其中尤以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和德勤联合发布的一份《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最为惹人关注，因为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即虽然2016年中国还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由于中国在人才、创新、能源政策、基础设施、法律环境方面表现还有待改进，所以到2020年，美国或将反超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有美国制造业是否有此实力？中国又该应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
Q1
◆是否赞同到2020年，美国或将反超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的说法？
霍建国：不赞同这一结论。未来3年各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变化取决于其基础实力、市场份额和经济总体增长情况。
此外，报告中提到一个论据是“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这一结论的准确度值得探讨。据中方统计，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年平均上涨幅度在7%~8%，因行业差异有所不同，因地区差异不完全平衡，因此10年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达不到5倍之多。
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才是振兴制造业的根本途径。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技术创新上是不断进步的，而上述报告没有将这部分产值计算在内，而去纠结劳动力成本，有点舍本逐末。
钟飞腾：最近制造业竞争力话题之所以被热议，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教训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趋势。
不过，从全球发展态势来看，尽管制造业仍然重要，但未来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核心还是在于现代服务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7万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1.2万亿美元，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从1995年的21%下降至2014年的15%。而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也早在1994年就达到了历史高峰74%，此后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达到近3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65%。之后，受金融危机后再度重视制造业的政策驱动，这一比例2015年又恢复至71%。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制造业产出增速达到2.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0.3个百分点。
而就中美制造业实力来看，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首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制造业强国的位子也越做越稳，尽管近来频繁出现中国制造业将被反超的预测，可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而言，提出这一论调的机构未免过于乐观。据联合国工业组织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北美的制造业产出增速不足1%，而中国为7.4%。同时，制造业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关键，按照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制造业就业占比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2%左右下降至不足10%。
曹永福：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出制造业复兴计划，但如果单纯从产出的角度看，美国难以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是成熟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速仍然显著低于中国的制造业增速；而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增速带有相当的超跌反弹的因素，近期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美国制造业增速显著下降，因此，到202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超过中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当然产出并不是衡量一个产业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美国的制造业产出虽然增速较慢，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产出不高但利润或增加值很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制造业也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Q2
◆制造业正向可持续、智能、安全转型，这能否成为支持“美国制造”在未来5年内强势回归的主要理由，为什么？
霍建国：较为赞同这一观点。技术创新是克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根本途径。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可持续、智能、安全转型上非常注重，但困难较大。中国现在在机械化工、汽车、仪器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还不够快，阻力比较大。而美国制造业恰恰在这些方面很有优势，这种差距对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起伏影响较大。
不过，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就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复苏不强劲等问题，且20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出现了0.2%的负增长。美国的大量资金集中在资本市场，而实体经济较为薄弱。这些问题困扰着美国，制约着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在于接下来的5年中国、美国及其他制造业较为成熟的经济体的发展如何。
钟飞腾：欧美这一轮制造业的强势回归，并不是简单地把已经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挪回国内，一方面是结合了新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突出了新的国内市场需求和营商环境，因此还需要持续观察一段时间才能断言。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年底的一份调查表明，76%的受访者表示推动制造业增长需要缩短供应链，70%则要减少运输成本，64%则是要更加接近消费者。
至于中国也在提倡发展先进制造业。但是，必须注意到，中国有些方面需要补上“工业2.0”，有些方面是要完善“工业3.0”，在一些前沿领域则需要发展“工业4.0”。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比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时，必须要考虑发展阶段和任务的差异。目前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服务业引领经济增长；发展中经济体则仍处于从农业转向工业的阶段。
曹永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产业资本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移，制造业是重要的投资渠道，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已经出现强势回归，未来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是美国主要的竞争优势。
Q3
◆地区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上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是否足够支持中国会丧失制造业大国地位的预测？
霍建国：上述论断不甚合理。首先，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这是相对于前些年的高速增长而言的。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是相对较快的。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调低至3.1%，但对中国的增长预测却不跌反升，由原来的6.5%调高至6.6%。
其次，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的确存在，上涨的部分主要来自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且增长幅度已有所下降，并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部分上涨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实际的劳动力成本。
再次，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发达经济体更加严重。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中国在劳动力数量紧缺的问题上将有所缓解；随着中国教育普及率和质量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将不断提升。
此外，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制造业水平的是科技和创新，而不是劳动力人数和成本。中国在近年来增加了对创新和科技的投入，而该报告并没有将中国制造业科技和创新的发展计算在内。
钟飞腾：就制造业发展而言，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不宜过分突出。例如，日本的老龄化已经超过25%，美国不足15%，但是从制造业就业占比看，日本达到16%，美国不足9%。
从劳动力成本看，中国近年来尽管上升很快，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仍是微不足道的。要素成本上升也是促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走出去”，转移一部分产能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至于说经济增速下降，这是人均收入水平达到8000~10000美元后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中国的特例。
一国的科技与创新能力虽然取决于多种因素，但长期而言可归结为人口因素，特别是教育水平几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1900年，美国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17.2%，高等教育人口为1.9%。1950年，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5%，1960年即飞跃至32.1%，1965年上升至40.2%，1970年达到49.4%。在高等教育飞速发展阶段，中等教育也有飞跃，人口占比从1955年的30.2%上升至1960年的77.4%。从美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制约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短板将是我们制造业工人的素质，今后一个时期，应加大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的素养，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是重要方向。
曹永福：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这种成本优势并没有完全丧失。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老龄化甚至也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不应该造成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经历过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但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没有丧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成本只是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能够迅速提高，也会带来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德国都有很完善的技术工人培训体系，学徒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是机器无法代替的。中国应该学习和借鉴这种国际经验，提高产业竞争力。
Q4
◆报告就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提出了三点预测：一是老牌制造强国的回归；二是在制造业竞争力前10强的国家中会形成北美、亚太两个竞争力集群，欧洲制造业风光不再，只有德国和英国可以勉强跻身10强；三是金砖国家竞争力减弱，而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五个亚太国家将会崛起，并在未来5年内跻身全球制造业竞争力前15强。对此说法是否认同？
霍建国：基本赞同这一观点。首先，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序肯定会发生变化，制造业前10强会出现一些调整。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但近年来亚洲总体的经济实力和制造业水平处在上升阶段，经济增速在全球处于前列，未来亚洲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是非常可能的。
其次，经济总量的增长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应是同步的，因此，虽然欧美近年来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未来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制造业会落后。尤其是欧洲，认为其制造业风光不再的观点我不认同。
再次，该报告中提到的“未来”的时间界定不够明确。如果是10年后，在制造业竞争力排序上，亚太第一，美国第二，欧洲第三，我认为这样的排序有可能。但近几年还不足以呈现这样的格局。
最后，中国未来10年内对外资和技术进口的依赖或许还不能完全摆脱，这是制约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关键症结。要看到欧美和亚洲制造业强国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迎头赶上，避免未来在高新技术上落后。当然，技术上的赶超要假以时日，不是三五年的功夫就能实现的。
钟飞腾：除印度外，其余四国都属于原来发展基础较好的新兴市场，也是传统上东亚雁形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即专注于制造业和出口。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出口重新上升，这些国家是有基础的。此外，支撑这些国家发展制造业的文化因素也很突出。从发展阶段来看，在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由于可以吸收外部世界的很多技术，会迎来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
印度属于另一个模式，印度此前有很多讨论专注于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跳过制造业，通过发展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路径。但显然，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讨论需要转变方向。印度总理莫迪对经济发展有他的一套思路，但其中突出的一个点是学习东亚，强化制造业。以印度的人口规模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发展战略得当，制造业潜力是极大的。
曹永福：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去工业化进程，但制造业的产出占比和就业占比不可能无限制的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种长期下降的态势得以遏制，不过，全面回归还谈不上。
亚太和北美已经形成很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未来部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分工地位可能会加强。
转自：国际商报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上半年汽车工业多项经济指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