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红利”消散后制造业向何方突破

　　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投资红利的逐步消散，是制造业陷入困境的真正内生化的“原因”。因而，激发企业家创新热情，培育行业创新氛围，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方式来复兴中国制造业是必由出路。鉴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已入末期，第四次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重要。

　　我国经济重要驱动引擎的制造业陷入了增速乏力的困境。截至7月底，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为历史最低水平。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行业分化态势在加剧，造纸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铁路航天、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增速均“由正转负”。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去产能、去库存等结构调整因素导致部分行业萎缩；二是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期整体经营不佳；三是支撑制造业高增长的红利正在消散。这包括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投资红利。显然，前两方面因素均是短期的，第三个因素不但是长期的，而且是制造业陷入困境的真正内生化的“原因”。

　　人口红利对制造业的崛起至关重要，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逐年消散。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端来看，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26.94%，快速增长至2015年的55.88%，年均增幅高达1.18%。城镇化推进，为制造业带来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并优先带动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发展。从需求端来看，低成本劳动力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经济繁荣，居民收入随之提升，总需求自然相应增加；需求增加反过来促进制造业利润率的提升。但2014年7月后制造业利润率逐渐萎缩，从17.35%下降至2016年6月的8.81%；与此相对应，表征社会整体需求的消费品零售增速随之趋于下降，且需求波动领先于制造业利润率波动2个月左右。

　　渐进式改革中出现的“双轨制”，促进了计划体制向市场的红利输送，但历史红利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消散。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路径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模式会使市场和计划这两种资源配置组织在一定历史时点并存，即“双轨制”。但市场这一组织形式具有天然的信息交换和激励优势，因而也就具备了效率比较优势，一旦某些原有的计划行业放松管制，市场便会渗透其中并完全替代。如最早的机械制造业、家电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在“统购统销”的计划体制之下不仅供给不足，而且暗生出利用“价格双轨制”来进行要素倒卖的寻租行为。20世纪90年代，国家首先放松了机械、家电和食品制造行业的管制，市场机制便在这些行业迅速发展。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最早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断成熟的部分制造业内部，竞争已逼近充分，进而导致边际利润大不如前。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食品、饮料、机械设备等制造业的利润率增速由2005年30%以上下降至2016年上半年的不足10%。

　　政府投资往往集中于大型工业和基建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玻璃等制造业的大发展。2012年前，投资增长率逐年上升，这带动了制造业利润更大幅度增加；但2012年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钢铁、水泥等行业库存量的增加，政府投资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逐渐收缩。投资增速趋于下滑，制造业利润随之走低。另外，1998年住房市场改革，再到2003年市场竞价机制的成熟，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我国最具有带动效应的产业之一，引致众多制造业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制造业整体业务带来的利润增速在2003年前后就完全超过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且两者差距不断扩大，直到2012年才逐步收敛，而非主营业务的主体就是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对经济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假，但同时形成了制造业资金的“空心化”，且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人口红利、历史红利和投资红利均在早期支撑了制造业的大发展，营造了“中国制造”的美誉，但随着“三大红利”的逐步消散，支撑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而维持其高利润的路径难以维系，那制造业的突破口在哪？答案是技术和经营模式的“软硬件”双重创新。

　　“三大红利”消散直接的表征，是传统制造业利润率排名后移，创新性制造业排名前置。在“三大红利”仍带动制造业盈利能力高速增长的阶段，排前五位的分别是：食品、家具、通用设备、饮料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有两个显著的属性：一是劳动力密集型，而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正好支撑了该行业的发展；二是技术门槛较低，依托“双轨制”这一历史红利，最先从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行业，充分利用了供求结构不均衡和激励机制的起步优势。这两方面特质，使得这些行业在初建和发展期充分享受了三大红利，进而获得了高额利润。到了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利润率排名前五的行业则变为：其他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废弃资源和材料加工回收等、化学纤维、家具、医药和机械器材制造业。在2005年排名前五的行业则纷纷后移，甚至跌出前十。排名前移的行业同样具有两方面特质：一是资本密集型；二是技术进驻门槛较高。这两方面特质说明这些行业对技术和资本的要求较高，利润增加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和资本的有效利用，并不过多依赖“三大红利”。所以，即使红利在消散，这些行业还是获得了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回报。

　　可见，在“三大红利”消散的背景下，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培育行业创新氛围，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方式来复兴中国制造业是必由出路。这里的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熊彼特式的技术硬件创新；二是商业模式的软件创新。硬件创新主要是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获得高技术阵营产业所具有的高边际利润和低边际成本优势；软件创新是增强产品营销和用户体验度环节的组织效率。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已入末期，但第四次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转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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