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作为一个能够持续百余年而屹立不倒的奖项，尽管近年获奖作家作品主题差异较大、风格迥异，可在众专家眼里，无论是从作品题材，还是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可看出诺奖评奖的大概趋势和内在线索。
作品：具有鲜明的质地和特征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石黑一雄（2017年）对个体记忆与集体遗忘的聚焦……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钟山》副主编何同彬看来，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称确实是“实至名归”。《世界文学》主编、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是个完全靠作品说话的人。“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风格独特，和英、美通俗化的大家写作风格有相当距离，她完全提供了新的写作视野。基于此，该社今年上半年引进了托卡尔丘克两部作品版权。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诗人、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作家：具有旺盛持久的创造力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鲍勃·迪伦1962年发表第一张专辑《Bob Dylan》，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同样如此。事实上，今年77岁的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汉德克才不过30多岁，即已成为当时德国最重要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1972年，汉德克就推出了其经典作品《骂观众》。早在10多年前，凭借丰富的阅读经验和敏锐的眼光，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邱华栋就注意到了他，并把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进行推荐，据了解，在其提到的30多位作家名单上，至今已经有12位获奖。
传播：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还必须在国内外已形成一定的传播，并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来自于非英语国家的作家同样如此，在获奖之前，他们的作品也必须已大量、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
“如果作品没有被优秀的翻译家译成不同语言的译本陆续出版，很难想象莫言能够获得诺奖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在文学和出版界，陈安娜一直被人们称为“莫言得诺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作为瑞典学院院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正是陈安娜将莫言的诸多作品翻译并推介到了国际上去。在获诺奖之前，莫言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与此同时，这些书的出版也让莫言开始问津国外的一些文学奖项，包括2000年凭借《酒国》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并最终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诺奖有时又会刻意回避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据鲁敏分析，村上若干年陪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包括今年呼声很高的加拿大作家阿婆，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的作品《使女的故事》“太红了，大概反而成为反作用力”。鲁敏同时指出，今年获奖的汉德克虽然也有电影背景，中国读者对其以电影编剧身份参与的《柏林苍穹下》，以及《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相对更熟悉一些，“但相比之下，这些作品更艺术化一些。”
运气：得奖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中国人对诺奖的态度是以莫言得奖为分水岭的，在那之前，很多人会焦虑，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后，国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平和了很多。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表示：“大家正以一种游戏的心情对待诺奖。”在叶子看来，诺奖背后体现了评委的口味，但同时又有出版的力量和机缘巧合。比如，不同时期的诺奖评委对诺贝尔遗嘱中的“idealistic tendency”持有不同解释，这就会影响到评选结果：早期的评委会将其理解为“理想主义倾向”，与信仰相关，所以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作家无缘诺奖；后期的评委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能影响的人越多越好”，因而又会优先关注影响力大、销量大的作家。
近年来，除了偏重移民写作和政治正确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正从欧洲中心主义、以男性为导向的文学视角，转向更考虑全球总体性，更重视性别平衡。在叶子看来，这种转变恰恰削弱了诺奖的文学性，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一个纯粹考量文学的奖，它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结果。比如，对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能获奖，就有评论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们做了一个平衡，因为之前波兰作家获奖的都是诗人，现在要轮到颁给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评论家张宗刚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既授予小说作者、戏剧作者、纪实文本作者，及诗歌作者，也会突爆冷门，“它从另一角度，诠释了诺奖的多样、包容与淘气。”（王峰）
转自：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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