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文艺创作如何面向未来?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23-05-25





  为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2023年5月13日,“以人民为中心:面向未来的孙犁与孙犁研究”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百花文艺出版社承办。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的需求,向着角度多元化、故事生活化、叙事年轻化、美学风格精品化等方向发展。那么,红色题材文艺创作,如何面向未来、面向年轻群体?今天,重新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研究孙犁先生的创作思想和文学史意义正当时。


  以小见大贴近生活


  展现红色精神的温情与人性美好


  近年来,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长津湖》、话剧《上甘岭》、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等一系列优秀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破圈”。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小见大、举重若轻、贴近生活、人物描写丰满立体、艺术性强的红色题材文艺作品,天然具备更强的亲和力,能收获读者与观众的广泛喜爱。


  今天,我们重读孙犁先生的《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白洋淀纪事》等小说作品,能够发现孙犁先生的艺术创作理念是具有超前性的,他笔下那些贴近生活的红色故事,那些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人物,拥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运峰在研讨会上表示:孙犁从来不生搬硬套,也不凭空想象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脱离大的时代背景,但大都呈现生活中真诚、善良、美好的一面。比如,他写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往往不是着眼于战争的惨烈和血腥,而是注意发掘战争中的冀中人民乐观向上、不畏强暴的精神。当写到战斗的猛烈时,他往往不用过多的笔墨进行渲染,而是把笔岔开,写战争中的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精神风貌。以描写抗日战争为主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并没有太多的战争场面,而更多的是冀中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坚强。甚至在大敌当前,孙犁也不去描写战争的恐怖气氛,而是展现生活中美好、光明的一面。孙犁笔墨的重点并不是放在战争上,而是战争召唤下的人性的美好展现。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艾翔介绍:通读孙犁的小说,其实就是阅读一部个人化的革命战争史,在这部个人革命史中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平民英雄,栩栩如生的革命日常,展示出来的革命风情画是抵制虚无化历史的最好工具……事实上革命话语本身是一种以描绘彼岸性蓝图为标志,形成一种面向大众的感召力。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日常化描述就必不可少,毕竟未知才会恐惧,熟识自然亲近。如果没有孙犁的创作,革命文艺必然是不完整的。


  在艾翔看来,在人物塑造方面,孙犁先生打破了“代父”“英雄”“帮手”那一套固有的革命文学模式,看似人物群体无所突出,略显平面化,却真实反映出了革命过程中,不同群体中极具差异性个体的普遍平等的特点。互相扶持着走向前,由此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革命各主体间的“不可分割性”。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冲破了过往的桎梏。与静美的自然环境相配,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单纯美好,《芦苇》中少女对战争有本能的恐惧,却并不影响对陌生人的善良,主动将自己轻便的衣服脱下换与叙述者。《吴召儿》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作品,以回忆中几个镜头连缀,节奏活泼跳跃,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从初次相见,叙述者就对这个落落大方、不扭捏造作、积极肯学的女性印象深刻,即使在“反扫荡”的紧张氛围中,吴召儿仍然保持乐观心态,特别是爱美天性,与男性化的“铁娘子”形象大为不同,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吴召儿体现出强大的工作能力和生存能力。登山如履平地,秉持现实主义,既传达了真实的革命,也提供了革命传奇的现实根据,对我们理解历史和文学都大有裨益。能战斗也能生活,直率真实而且勇敢,这便是根据地的女性,是革命化的新女性。


  “情感化的女性描写反而更彰显出力量,与硬朗的战争描写一起梳理着革命史的细节脉络。应该说,孙犁施展的是一种很巧妙的力量,而不是如一般革命文学那样书写坚硬刚直的男性战斗力。从效果来说,如此操作很好弥补了主流革命文学的缺失,更具革命的说服力。可以肯定,正是坚持了文艺的人民性,孙犁小说保持了革命同路人的正色。”艾翔表示。


  解放区小说“诗化抒情传统”的典范


  有改编成为“诗化电影”“短视频”的优势


  孙犁先生文学成就很高,他的作品读者多、反响大,但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很少,仅一部《风云初记》电影,还有一部是未拍成电影的剧本《炮火中的荷花》。


  谈到这一现象,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侯平表示:孙犁的小说,被誉为解放区小说“诗化抒情传统”的典范,缺“戏”是其特点,而影视剧是有戏剧化要求的,孙犁作品改编存在“先天不足”的困境。他的小说多书写乡土日常生活,结构较散,情节不紧凑,看似漫不经心,却有精心打磨,达到了荷花淀水般“随物赋形”质地,耐读者回味和咀嚼,但是这却给改编带来了难题。这一难题不仅是孙犁的,也可认为是偏诗化、散文化小说共有的问题,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改编难度也很大。


  “例如,孙犁熟悉后方人民的情况,《荷花淀》正面应敌的书写很少,在妇女织席和送夫情节上的篇幅较多。作品长于景物描写和感情抒发,意境优美,小说人物少、情节简单,这抒情味的小说是反戏剧性的。”侯平说,“但缺‘戏’,有可能也能成为优势。”


  侯平介绍:因为在影史上“诗化电影”以其高雅的追求、抒情的意蕴,也具有极高的地位,获得了更长远的价值。如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据《小城之春》编剧李天济谈,费穆是按苏东坡《蝶恋花》一词的意境和韵味去构思全片的视听形象的,导演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拍出影史上的名作,建立起东方化的中国诗意电影美学。这一脉还可以开出更多华语电影名单,如《早春二月》《城南旧事》《黄土地》《那山那人那狗》等。在世界范围内,一些电影流派和导演也为影坛带来诗意之风。诗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东西方有不同,各民族差异巨大。孙犁的富有诗意的作品为后世提供了很好的影视改编文本,但需要找到改编成功之道。影视对当今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孙犁的作品若能“触电”,能使更多的受众走近他。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年轻人生长于网络时代,中短篇文艺作品更加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在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孙犁、沈从文等诗化作品有改编成短作品的优势”。


  侯平说:“曾有人提出把沈从文作品《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则认为应改编成不相关的电影短片。他的这种超前思维也给后人以启示。短视频改编花费小,若能抓住孙犁作品精髓,呈现风景加人物的优美意境,不失为一条传播孙犁作品的好途径。相应的,还有孙犁作品的动画改编,也可能达到好的效果。”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王云芳表示:孙犁先生的创作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的作品是通过写具体的生活来表现政治革命主张等,所以你在他的作品里边,看到的不是像以前有些作品“宣传口号式”的表达,他是写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在学界有关于孙犁先生作品“边缘还是主流”的一些争论。边缘和主流其实是相对的,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红色题材文艺作品,宏大的叙事结构是主流的写法,然而我们观察现在的创作,会发现从普通人的角度来书写红色题材,成为了主流,这样的作品更有生命力。这种变化也是与读者、受众的观念变化相关的。


  分析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习惯,王云芳表示: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观与孙犁先生的作品有更多的契合点。孙犁先生的作品非常注重真实,他所塑造的人物是英雄也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去刻意拔高,没有模式化,过了几十年,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亲切。他写作的时候画面感很强,行文特别简洁,比如《风云初记》中描写秋分和她丈夫高庆山久别后相见,秋分抓紧去给她老公做饭,把所有的白面都弄上,二人之间没有说什么,但是读者能从文字中感受到这二人是心意相通的,能感受到秋分对她丈夫的爱。这就是咱们中国夫妻的日常相处模式,是非常中国化传统化的。这种画面有停顿、有节奏、有留白的表达,也给了读者想象、回味的余地。而在当下快节奏和信息爆炸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有留白、有想象空间的文艺作品。


  深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


  红色题材文艺创作要面向更宽广的时空


  为编订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孙犁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


  刘运峰教授表示:与许多著作等身的作家相比,孙犁的作品数量并不惊人,但他的作品的质量却很高。这和孙犁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有关。孙犁是一位严肃认真的作家,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到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程度。


  谈到孙犁先生的创作精神时,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表示:我自己把它归纳为作家的“自制”,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间自制,也可以叫时空自制;另一个是语言自制。首先,时间自制,作家需要有一种自觉,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时空序列里去,去安排自己的任务,这样的作家就显得非同一般,比如鲁迅曾说“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群都跟我有关”。当一位作家在时空里给自己一个定位,知道自己时间长河中的坐标,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家,不是仅影响一代人的作家。孙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孙犁先生创作的时候,对自己有一种警觉,他不会说那种将来会后悔的话,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他的文集确实有少量的改动,但是没有大的改变。其次,语言自制,是指在充足思想资源与充分技术准备的条件下,写作者最终建构言语系统的能力。孙犁先生一直在学习,他在认真地看书。他年轻时就展露出文字表达的天赋,但他不满足,他一直在学。


  今天去重读孙犁先生的作品,去研究孙犁先生的创作过程,对当下的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有哪些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面对这个话题,汪惠仁表示:首先,不要放弃对文学本身永恒价值的追求。其次,就是要深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些浅薄的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误解。比如面谱化写作、口号式写作、概念化写作,从根本上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肤浅理解。孙犁先生从一开始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就比较深刻,他的创作有着个人化经验和美学追求,这种经验和美学追求是在不停生长当中的。他不停地学习,他的创作理念有超前于时代的地方,事实上这也是现实主义本身的广阔道路。他的创作对现实进行充分关照,作品所展现的心灵自由、对人性深度的关注等,都是把现实主义深化,然后基于现实主义的无边宽度去创作,孙犁先生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是有创造性的。包括今天的年轻人在读他的作品时,是没有距离感的,也没有那种由于生活时代不同而无法融入的感觉。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作家,在创作时是要有这种心理预期的。


  转自: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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