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衙“三字箴”

　　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作为地方的行政中心的古代官衙，其门楣上的三字官箴就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公生明

　　“公生明”三字最早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说，没有偏心便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滑向偏激的泥淖。公正，便没有先入为主，便没有影响判断的各种人为的干扰，塞蔽心灵的乌云便自然烟消云散。沧海月明三万里，扶桑亮彻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还能不明察秋毫吗？明代时，泰安知州顾景祥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若能够真正领悟这三个字的妙处，并能身体力行之，就不仅能够走得稳健，更能走得长远，一生无忧无患，遂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以“公生明”三字为骨架，写下一则《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并刻石置于泰安府衙。这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员们所认同。

　　“公生明”三个遒劲的大字，每个进出衙门的食俸者随时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则有明，则不会生糊涂念，说糊涂话，做糊涂事，虽处风波之地亦可闲庭信步安然无恙矣！

　　琴治堂

　　《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鲁国人宓子贱受命治理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这个地方，他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也不深入田间地头做调查研究，只是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路不拾遗。境内百姓有口皆碑：“这是个好琴师，更是个好父母官”。他升迁到别的地方后，继任者叫巫马期，这个巫县官终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最后治理得也不错。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当然劳苦，用人建功的人当然安逸。”宓子贱可谓是达到政治的最高境界了。

　　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不过，这个“无为”可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管治他们，却已经悄悄地、自然地、润物无声地实施了有效治理。这不正是孔子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吗？可见，宓子贱是深得其师真传并笃力行之的。宓子贱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弹琴作乐不务正业，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逍遥，安享太平，而没有大量访民来这里击鼓鸣冤，是因为下边工作做得好。他连门都不出，如何才能这样？显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简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见，“鸣琴而治”，不只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是深得“大道至简”的真髓从而达成“以简驭繁”的统御期许。

　　历代皇帝都很推崇宓子贱这样的官员，后来的官吏们，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为标榜，于是，县衙的二堂逐渐就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琴治堂”。其实，“鸣琴而治”不单是“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琴治堂”的楹联便是极好的诠释：“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慎勤

　　“清慎勤”，“清”即清廉，“慎”即谨慎，“勤”即勤勉。此三字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政治家心仪它的不朽内涵。到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对臣下语重心长地做了这样的阐释：“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吕本中进一步引申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人《功过格辑要》又有新的发挥：“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节，慎者无误，勤则能理，舍此三言，其亦何能为政哉？”

　　有了“清”，便会有“明”，心明眼亮、明如日月、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明辨是非、深明大义等就全都跟着来了，从而被人敬若神明；有了“清”，便会有“正”，公正无私、堂堂正正、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正大光明等也会随之跟进；有了“清”，便会自然地有清心、清醒、清廉、清平等。有了“慎”，就会有所敬，有所畏，就如曾国藩所言的“仰畏天命，俯畏人言”，群处慎口，独处慎心；就会慎思明辨，慎终如始，谦虚谨慎。有了“勤”，就会有勤奋，勤劳，勤勉，勤政，勤俭，勤苦等。心勤就会多智，脑勤就会多思，眼勤就会多看，耳勤就会博闻，腿勤就会多功，手勤就会多成。天道酬勤，万古不易。

　　“清慎勤”三字，历代都有良臣贤吏以生命释之。“清”者，官之本，“慎”者，官之要，“勤”者，官之基。有“清”则气正和谐，有“慎”则承平恒久，有“勤”则成事有望。

　　勤补拙

　　白居易在《自到郡斋题二十四韵》中有这样的句子：“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古人对此曾一再告诫：“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则不怠，“勤”则不废，“勤”则不穷，“勤”则必成。否则，哪怕再聪明，再能干，只要被“惰”字所俘虏，则一生必懈，必败无疑。清政权是从朱明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清初的皇帝们个个都是勤于政务的拼命三郎，特别是雍正，他平均每天批阅的奏章都有10000多字。据考证，他的睡眠时间每天不过三四个小时。他的勤政效果是显著的，不仅使清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巩固，也使这个新生政权日益焕发勃勃生机，短短的十三年，为后来乾隆时期走向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数正反两面事例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一个浅显朴素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是，只要能勤，即可补拙，补缺，补陋，补一切先天之不足，创造令人惊奇和赞叹的人间奇迹。县丞正厅上的“勤补拙”匾额，即是这些的注脚和诠释。

　　俭养廉

　　主簿正厅上方是“俭养廉”，是说要严格要求自己，以一个“俭”字，表明自己的操守和形象，从而留得清白在人间。

　　“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子说他平生有“三宝”，而其中之一就是“俭”。孔子也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诸葛亮曾以“俭以养德”教育其子。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也着力论述了“俭”之于一个人厚德立业的极端重要性。先贤们何以不厌其烦地对“俭”字大做文章呢？因为，“奢”是万恶之源，奢则必败，奢则必倾，奢则必亡，这也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深刻原因。商纣王并非一个庸人，更非一个笨人，而是一个资质非常杰出的君主，可是却成为遗臭万年的亡国之君，真是可悲、可叹，究其原因，无它！就是一个“奢”字。

　　晚清著名政治家曾国藩对此有极深的体悟，他每餐只用蔬菜一品，绝不多设，被呼之为“一品宰相”。年轻时添置的一件马褂，穿了三十年，还像新的一样。在家书中屡屡告诫子侄：“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深知，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守住一个“俭”字，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贪图物欲奢华，居江湖必为盗，居官衙必为贼，绞尽脑汁，巧取豪夺，最终必定会身败名裂甚至祸及子孙。与之相比，清清白白一生，堂堂正正一世，万古流芳的廉洁之吏，不知要清醒睿智多少倍。清人张圻也是这样的清醒之士，他如此定论曰：“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

　　在专制闭塞的封建社会，威权莫名的政府衙门，竟能膜拜倡行这样富有远见和智慧的政治文化，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有识之士终身笃行践履，这个令人惊叹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今天的我们省察、借鉴与深思。（作者：马军  单位：河北省香河县文联）

　　转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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