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切精神皆有来源，伟大建党精神也是如此。
1.伟大建党精神来自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关乎国家兴衰成败。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冲击，中国人在儒学式微的大背景下先后向西方借来基督教神学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以求国家自强和民族自救，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旧中国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新理论指引，迫切需要一个有使命感的新型政治组织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俄国新生政权以平等待我之态度，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吸引力。1920年，陈望道在家乡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体悟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向工人做革命宣传，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随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新政治观、新人民观、新国家观、新社会观、新政党观、新革命观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广泛传播，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成立。1920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武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论战，帮助进步知识分子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界限。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和发展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契合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赢得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人性本善、社会理想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列宁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那样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事实，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国著名华裔学者窦宗仪曾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近代中国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的侵凌中，能够起死回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极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奋斗而取得的。”一百年来，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矢志不渝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带领人民先后以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为奋斗目标，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
2.伟大建党精神来自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各种古老文明形态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界文明因为中华文明而绚丽多彩，中华文明因为世界文明而发展创新。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修身修心养德智慧、天人合一理念、大同思想、天下情结、民本传统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土壤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会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与时俱进弘扬“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天下大同”的理想情结、“制天命而用之”的奋进意志、“民无不为本”的民本理念等，必然义无反顾地将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滋养。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经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进行过辛辣批评，如封建礼教、旧思想、旧习俗等，但对其中的优秀部分大加赞赏。如陈独秀指出：“儒学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的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李大钊也强调：“俾诸子百家之说，医药卜筮之术，均有教授之自由，以助进国家之文化。”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过程中，自觉借助中国语言、中国逻辑探寻革命新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既用社会革命的理念冲击旧礼教旧思想旧观念，也用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革命文化。土地革命以来，党传承民本理念，把民生的重要性置于战争之上，视人民群众为“铜墙铁壁”“眼睛”“上帝”“土地”“水”。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向全党发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动员令。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热情高涨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满怀信心地推进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实现整体转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繁荣兴盛为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与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底色结合起来，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与海内外中华儿女一道，共同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3.伟大建党精神来自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西湖会议召开之后就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选择国共合作，党看重国民革命的大势，并没有担心被国民党“吞并”；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倡议，看重的依然是民族大义和民族大利。在党内关系中，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又增加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形成“四个服从”原则，确保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党内教育中，全体共产党员都要接受阶级利益、人民立场、民族大义教育，自觉抛弃狭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确保党和人民、民族的利益高度一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离不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旧中国的历史起点，注定了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是何等的艰难复杂。中国共产党要把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涉前人没有涉过的险滩，见前人没有见证过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我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现每一个现代化目标都具有世界级的难度系数，中国共产党一直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任何一种精神都离不开伟大使命的激励、伟大时代的孕育，伟大建党精神也是如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中，党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形成了包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在内的党的精神谱系，这些都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
4.伟大建党精神来自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拥有448.8万名党员，截至2021年6月5日党员总数达到9514.8万。历经百年奋斗，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活力。然而，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其肌体不可避免会沾上各种细菌、病毒，处理不好，就会产生骄奢之气、文牍之习、腐化之风、堕落之毒。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能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取决于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共产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型政党，与旧式政党具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强调：“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党之所以具有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广泛运用。比如，建立在对立统一原理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成功地把党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确保实现党内真正的团结；坚持量变质变原理，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滴水穿石”的革命韧劲，也提供了“温水煮青蛙”的警醒；坚持否定之否定原理，为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内在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培养出党员、干部人民情怀，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树立奋斗人生理念。
党在一大纲领中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坚持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特别重视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发挥统领地位，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部活动之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在逆境中迎来顺境，在曲折中走向胜利，在苦难中赢得辉煌。党之所以能够从弱小逐步走向强大，在血雨腥风中一次次绝处逢生，在攻坚克难中不断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作者：祝灵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全过程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首席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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