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牡丹亭》创作与韶关文化挖掘的几个问题

　　汤显祖南贬徐闻，先回临川休整后，一路南下，倍感哀戚，而一逾梅岭，精神顿时焕然一新，在今韶关境内作诗30余首，纵情赞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牡丹亭》的创作与汤显祖的岭南之行密切相关，而韶关、南雄及梅岭，在汤显祖的岭南之行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也是《牡丹亭》创作的重要触发点，当然也可称为“故事现场”。特别是《惊梦》一曲，杜丽娘一登场即“望断梅关”，梅关更堪称《牡丹亭》的精神现场。

　　其实，戏剧《牡丹亭》把故事主要发生地由南雄府改为南安府，我认为主要是为了塑造岭南才子柳梦梅这一男主角的需要。全剧岭南地域色彩浓重，如果杜丽娘的角色继续放在岭南，多少有些妨碍角色的塑造与氛围的制造。而无论当前研究认为作为《牡丹亭》蓝本的《杜丽娘记》，还是在《牡丹亭》之后的《杜丽娘慕色还魂》，以及卓发之的《杜丽娘传》，都坚持或改回南雄府，是因为男主角仍为川籍柳衙内。

　　关于杜丽娘的原型问题，最新发表的论文是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牡丹亭〉蓝本为〈杜丽娘记〉补说》，认为《牡丹亭》的蓝本应该是1500字的文言小说《杜丽娘记》。但是，如伏涤修先生《〈牡丹亭〉蓝本问题辨疑——兼与向志柱先生商榷》指出，三种小说中杜丽娘之父杜宝均为南雄府尹，柳梦梅之父柳思恩均为继任的南雄府尹。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南雄府对于小说和戏剧，都是一个极重要的存在；在小说中是故事的发生地，也即杜丽娘原型的渊源所在地，在戏剧中则是杜丽娘精神的原乡，地位或更重要。

　　不论是1500字的《杜丽娘记》，还是4000字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还只是个简单的外壳。汤显祖的创作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他在《牡丹亭记题词》里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说在古代传奇小说中广泛吸取精神营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更为合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剧本，应该看到《牡丹亭》男主角岭南才子柳梦梅的戏份比杜丽娘要重要，也更主动。在他们见面之前，杜丽娘从“惊梦”“寻梦”就已开始围着他转了，杜魂与柳相见相亲之后更是如此。而从角色塑造史上，几乎从来男主角都是“窝囊废”，唯此柳梦梅敢作敢为、处处主动，对此黄师天骥先生在《〈牡丹亭〉创作论》中有深入的揭示，并说应当与岭南人的性格特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汤显祖将柳杜相会故事的发生地由南雄府改为南安府，不过是为了塑造和突出柳梦梅这一岭南才子的需要。

　　那么，应该如何借助《牡丹亭》的岭南元素、南雄元素，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汤显祖为韶关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线索。比如，韶关是“走广”的重要通道，更是桥头堡；“走广”，用时下的话来说，也可谓内循环和双循环的重要最佳载体——外贸物资南下，同时刺激广货的生产；内需广货北上，洋广货物长盛不衰，直至上海开埠后，洋广货物仍是令人瞩目的物什；上海滩四大百货公司均系粤人所开。那么，在大倡内循环、双循环的当下，韶关如何进行历史文化发掘以为现实经济支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曾撰长文《江山不殊，悲欢异代：苏轼与汤显祖的岭南行吟》，比较汤苏二人岭南行吟之异。汤显祖一再致意苏东坡，但他们岭南行吟的基调恰恰相反；苏入岭前一路心情尚好，一入岭南，顿形哀戚，即便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不过强颜欢笑，或傲示反抗。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除了个人心境之异外，也与时代之异有关——宋代是岭南“从蛮夷到神州”的初步转型，到明代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全国水平了，特别是外贸方面，一口通商，独沽一味，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盛景，所以出现“仕宦乐官其地，商贾愿出其途”的情形。如果韶关加以梳理，则大韶关、南雄或梅岭一路，从诗歌数量上讲，应该毫不逊色于江浙。大凡入粤诗人，因为山川风物与情感的反差，往往引动诗情。汤显祖也是如此。他入粤诗歌150余首，韶关境内30余首，约占1/5。除了数量外，如果比较分析诗人之间、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以见广东特别是韶关历史的发展进步，当别有意味。那样，韶关的诗路文化建设也将放出别样光彩。

　　（作者周松芳，系中山大学古文献所、非遗中心兼职研究员）

　　转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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