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缓与急

　　河南大学“夏文化暑期研讨班”已举办到第三届，今年更是采取了线上授课与线下考察调研相结合的模式。“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也正式启动。在我国，关于夏文化的探讨，一直是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为国内外所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如果从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和袁复礼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调查和考古发掘算起，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但关于夏文化的田野考古和理论建构远未完成。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据文献线索在河南寻找“夏墟”时，发现了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由此开启了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20世纪末是夏文化探讨的重要时期，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推动了问题的深入探讨，参与讨论的学者之多，前所未有。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均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二里头的工作站经历了四代人的传承，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迄今的发掘和研究足以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由于考古学的局限以及文字材料的缺失，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之路依然漫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关于什么是夏文化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重温一下考古学家夏鼐的观点。上世纪50年代末，当夏文化问题探索刚着手的时候，夏鼐就曾指出，应该审慎地对待“古史传说”资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一些人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文化问题已经解决。夏鼐明确指出，“夏文化”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时期、地区和族系。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考古已经证明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联系、一脉相承。

　　而对于怎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考古学家李伯谦的四个原则值得提倡。第一，作为探索夏文化对象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要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朝存在的年代基本相当；第二，作为探索夏文化对象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和根据文献推定的夏时期、夏族活动的地域基本一致；第三，作为探索夏文化对象的考古学文化，要有与同时期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且要和文献记载的夏人的某些风俗习惯能够联系起来；第四，作为探索夏文化对象的考古学文化，与同时期周邻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要和文献记载的夏族和其他族有一致之处。

　　目前夏文化探索存在的问题，一是夏文化研究的队伍需要加强，夏文化的研究成果是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必然仍需要几代人的继续坚持。二是更加注重田野工作，长期持续的探索，才可能有新收获和重大发现。三是方法要得当，继续深化聚落考古研究，既要注重中心遗址，也要关注不同层级的遗址间的关系。既要深化河南地区夏文化的研究，也要加强与周邻地区的合作，厘清夏文化头与尾的关系。

　　很多人觉得既然关于夏文化既没有多少文献记载，也没有出土自证的文字资料，考古似乎短期内也改变不了什么，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性不能随意排除。比如两周，历史文献记载虽然已经足够多，但如果按照必须有当时自证身份的文字材料出土，才可对出土文物进行定性与探讨，那很多考古同样也无法开展。文献记载周初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在各诸侯国没有文字材料出土之前，大家选择相信这些诸侯国的存在，并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进行了积极的考古，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有多个文献记载或者文献未载的诸侯国都被陆续确定下来，也证明了考古的结论基本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有时，考古信息第一时间便能传遍世界，很快被各种文章和书籍作为最新资料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某一项考古的收获，如果要形成观点甚至变成共识，乃至最后写入历史教科书中，则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对考古工作者而言，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捡拾的陶片将拼接起怎样宏伟的过去，也不知道下一次发现释读的是哪一段历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丰富，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终将逐渐贴近历史真实，逐渐还原当时的社会状况。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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