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服装上的龙图腾“升职记”

　　中国古代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服装，因为穿着者的特殊身份而备受关注——这种服装就是龙袍。我们现在所说的龙袍，多是通俗叫法，把皇帝所穿有龙的服装都叫龙袍。其实确切地说，皇帝身上带龙的服装有两种，冕服和龙袍，而这两种服装，所贯穿的理念是大不相同的。

　　周代冕服制度完善，龙纹仅排第五

　　龙图腾的来历，历史久远，已经无法完全说清了。在学者们的各种猜想当中，“整合说”的认同度更高。按照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的描述，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因此，学者们认为，古代部落在合并时，把各自图腾取一部分整合出一个新图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字》中讲：“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段描述概括了龙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本领。

　　很显然，现实世界并没有龙这种生物存在，但这恰好使它超越了现实、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精神来源于物质，但又具有一定的抽象属性。

　　按照《尚书》记载，龙出现在服装上是舜帝的安排。他提出把12种图案——史称“十二章纹”，制作在帝王所穿的冕服之上。其中，龙排序第五，前面还有日、月、星、山4种图形。龙在这里出现，恰恰就是想体现在任帝王具备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的能力，当然也相当于对继任帝王提出了要求。

　　最迟到周朝建立，冕服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比如，周代把绘有龙纹的冕服称为衮冕，天子和公爵皆可穿着，但是天子用升龙，公爵用降龙，以体现等级的差别。周朝第一批赐封的公爵，很多并不姓姬，所以那时的龙纹并不是为了宣告穿着者的血统，只是作为美德和能力的符号，可以理解为对帝王的加持。

　　把龙排在第五，说明其地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带领百姓在首山采铜铸鼎，功成之时，有一条龙垂着须髯下来迎接黄帝升天。黄帝首先骑在了龙背上，群臣及妻儿等70余人也爬了上去。这时龙开始飞升，那些挤不上去的小臣，奋力抓住龙的须髯，但因人多过重，龙髯被拉断，连黄帝的弓也被拉落下来。黄帝升天之后便成为天帝。

　　在这个故事当中，龙还只是黄帝升天的坐骑，黄帝并非龙的化身，龙也不是黄帝的原身。可以说，那时候黄帝等五帝的地位普遍是高于龙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婿萧史仍然可以骑龙飞行。

　　冕服从远古一直延伸到了明代。虽然一直没人探讨这种用法是否正确，但在皇帝心中估计会感觉到隐约的遗憾。因为龙仅排第五，确实无法充分显示“真龙天子”的身份和唯我独尊的地位。所以，另外一种服装——龙袍，成了填补遗憾的载体，最后彻底取代了冕服。

　　汉代皇帝成“真龙天子”，龙袍到宋代第一次成制度

　　龙的地位达到至尊是从汉代开始的。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讲了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岸边休息，梦境中与神相遇。这时候，电闪雷鸣，天色昏暗，太公——也就是刘邦的父亲，去找刘媪，看见一条蛟龙盘在她身上，不久刘媪就有了身孕，生下高祖。

　　可以说就是这个故事把皇帝和龙画上了等号，此后真龙天子就成了皇帝的代名词。这样一来，等于为皇帝由嬴姓变成刘姓，以及此后变成杨、李、赵、朱等姓氏所产生的血统问题做了统一解释——尽管他们在人间的姓氏不同，但都是龙的孩子，因此都具有执政的合法性。至此，龙与普通百姓就变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于是在古人的逻辑当中，其中一小部分具有了比人类更高级的血统，是真龙天子。

　　但观念先行，在服装上进行体现则要到唐朝。然而，唐朝虽然有龙袍的记载，史料却很不充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皇帝画像，尽管身上有龙，画作的年代却饱受质疑。一般来说，非专业人士往往会把冕服也称为龙袍，但是严格地说，被称为龙袍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是上下连裁的袍服；二是必须以龙为主体花纹。按照这两个条件，有些服装虽有龙纹却不是龙袍。

　　由于这种袍服与龙的体态取得了形似，并且对龙纹进行了极度强化，皇帝与龙的关系就合为一体了——皇帝就是龙本身。

　　龙袍第一次出现在服装制度中是在宋代。宋代皇帝的一款袍服上规定要用龙纹，但是颜色并不是黄色，而是绛色。同时，龙也在皇后的凤冠上出现，配置为九龙四凤。描写宋代宫廷生活的戏剧《斩黄袍》和《打龙袍》，从黄袍和龙袍的命名上是可以看到当时服制的微妙之处的。

　　元明清对龙图腾的夸张运用，使其由加持美德转变为恐吓人心

　　到了元代，皇族的重视促进了龙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龙的形象高频率地出现在建筑、舟车、家具、器皿、旗帜、织锦当中。按照大型历史文献《三才图会》的描画，元代皇帝龙袍上的龙纹是巨大的。也许现代人很难读出龙纹的视觉美感，但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更多是震慑人心的效果，这对于元朝统治者而言非常重要。作为游牧民族，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中原文化，所以选择中原百姓心中最神秘、最权威、且熟悉的龙纹，就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尊重。把龙纹进行高度夸张，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谋略。

　　这种状况向后发展，到了清朝更是无以复加。或许明朝统治者并没有思考过夸张龙纹的哲学和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也希望放大这种迷信来提高皇族的神圣地位，所以龙袍得到了高度重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朝皇帝画像，最为常见的就是皇帝穿着龙袍。

　　不过，明朝还得宣告自己继承的是中华正统，所以仍想保留十二章纹。怎么办？于是一种怪胎便出现了，就是在龙袍上再辅助另外十一个章纹。这样一来，冕服存在的意义就越来越弱，到了清朝被彻底放弃，龙袍成为至尊。龙袍的龙纹一家独大，其他章纹埋没其中，彻底变成了陪衬。在北京故宫里展示的龙袍，若非专业人士，很难找到另外十一个章纹。

　　在对龙图腾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龙纹的形态也越来越丰富。比如，升龙、降龙、正龙、团龙、立龙、行龙，还有二龙戏珠，等等。在《清朝通志》中记载，“皇帝御冬朝服，色用明黄……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要（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可见繁复。现存的一件清代皇后的朝褂上面就有78条龙，看上去简直眼花缭乱。

　　正是由于元明清三代对龙纹运用的夸张疯狂，皇族霸占了整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必然导致其政权日益脱离百姓。从冕服到龙袍的变化，使得龙纹由加持美德转变为恐吓人心。所以仅从服装心理看，物极必反，帝制就到了该灭亡的时候了。

　　冕服到龙袍，是两种哲学和两种政治的变迁，这个过程很漫长，但很深刻。皇族极力想独占龙图腾，目的是维护统治，但也恰恰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一信念得到强化。到了新中国，龙图腾真正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皇家宫殿供人游览，龙纹服装可随意穿着，龙的精神得到更多的发掘。

　　龙图腾为中国传统花纹找到一条主脉络

　　龙图腾在其形成初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符号。除了古人总结出的善于变化、兴风致雨等能力之外，我们现在不难发现它有如下两大重要内涵。

　　其一，合：龙是多种生命的结合体。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广阔的疆土、如此众多的族群，显然离不开“合”这样一种方式。其二，和：多种生命合于一体当然需要和谐。如果彼此间发生排异反应，新生命就不可能维持。因此，“合”是形象特征，而“和”是精神本质。中华民族向来讲究以“和”为贵，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久不衰、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

　　所以，龙图腾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如果进一步挖掘，还会发现龙图腾在服装花纹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堪称主脉络。

　　首先，具象花纹。虽然龙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它的组合元素却是现实生命体。按照古人的定义，龙是由9种动物整合而成——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这些动物既有食肉的，也有食草的，既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既有胎生的，也有卵生的，可以说概括了地球上大部分动物形式。而这些动物需要生存环境，因此关联到天上的日月星云、地上的山川花草、大海的波浪帆船……以上种种，激发出了古代服装花纹的创作灵感。

　　其次，抽象花纹。龙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对具象花纹进行统合，还在于它对抽象花纹的巨大影响。龙纹的主体是一根线条，而线条是构成抽象图形的核心元素。因此，龙的各种形态，盘卷、飞腾、行走……就可以抽象成多种传统图案。

　　比如，最典型的几种：云纹，圆形的线条缠绕花纹，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雷纹，方角线条缠绕的花纹，同样可以理解为一条盘龙，只是更具抽象意义；黻纹，龙纹若画得圆润，则是波浪形态，若画得古拙，就会演变成一个弓字，这种近似长城城墙的花纹，以及由它产生的变形，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家具、器皿、刺绣、布匹等方面的花纹，在庙宇中能经常见到，而如果把这样的两个弓字相背绘制，就成了十二章纹当中的黻纹；此外，还有回纹、卍字纹等，皆以线条为核心元素，因此都可作龙形联想。

　　更进一步的，就连中国的文字都可以想象成由龙构成。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中说到：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根据龙的形态创立了文字，而文字，同样很早就在服装上运用了。

　　于是，当龙可以同时连接具象和抽象两个领域的意象时，就相当于为中国传统花纹找到了一条主脉络，古人的创意空间由此变得完整圆通。这也是龙图腾的绝妙之处。

　　（作者李任飞，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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