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皇帝去避暑

　　承德，古称热河，早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活动与生存的痕迹便已在这里出现。

　　而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均证明，自夏朝起直到明朝，鲜卑、乌桓、东胡等华夏民族都曾于承德及其周边地区繁衍生息。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于热河开始建造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热河，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清王朝盛世时期的陪都。

　　山庄诞生

　　避暑山庄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将我国北方建筑的雄浑与南方建筑的秀美巧妙地集于一身。山庄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且景观内涵深邃，建造技艺高超，结构布局精巧。同时，由山庄衍生出的雕刻艺术、诗词艺术、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牌坊艺术、手工艺制造艺术等也构建出了一座汇聚清代多样文化艺术成就的宝库。

　　避暑山庄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总占地面积为5.64平方公里，相当于两座颐和园。其中，山区面积4.2平方公里，占山庄总面积的75%；平原区面积为0.53平方公里，占山庄总面积的9.7%；湖区面积为0.56平方公里，占山庄总面积的10%；宫殿区面积为0.31平方公里，占山庄总面积的5.3%。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的冬天，康熙皇帝率领一队骑兵进入热河地区，当他们到达武烈河谷时，康熙帝看到了一口弥漫着水雾的温泉。随行官员告诉皇帝，那里曾经是蒙古人的牧场，而那口温泉名为热河泉。康熙帝细细查看周围环境，惊觉此处人烟稀少且风光秀美，森林、山地、湖泊、河流等多样地形汇聚于此。这种环境与地形深得康熙皇帝的心意，这位盛世的统治者很快便爱上了这片河谷，并决定在此开辟园林，修建离宫。

　　避暑山庄按其功能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其中，宫殿区又分为正宫、东宫、松鹤斋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

　　宫殿区是皇帝日常起居、处理朝政、宴饮娱乐以及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此区域内的建筑采用北方四合院形式布局，层层递进，朴素典雅，且罕有彩绘。其中，主体建筑居于中轴线上，附属建筑位于两侧，基本呈对称形式，体量较小。宫殿区建筑是皇权的象征，其严格遵循皇家宫殿庄重规矩的建筑格局，四组建筑错落有致，建筑规制也因功能用途的不同而各异。

　　苑景区则包括湖区、平原区和山区。湖区位于山庄的东南部，湖水来源为热河泉水与山涧溪流。湖区内岛、堤相连，小桥花草散落其间，展现了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致。康熙皇帝曾题诗句称赞曰：“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湖区内的建筑有仿杭州西湖苏堤和白堤的芝径云堤，仿绍兴兰亭的曲水荷香，仿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金山上帝阁，仿宁波天一阁的文津阁，仿苏州沧浪亭的沧浪屿等。这些建筑不是对各地建筑的简单仿造，而是将其与北方园林特点相结合进行的再创造。

　　平原区位于避暑山庄澄湖以北，最初为一片滩涂，也是武烈河水的流经之地。草木茂盛、地形开阔的平原区内坐落着“乾隆三十六景”之一的“万树园”，而这里也曾是清朝皇帝于避暑山庄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平原区原有28个蒙古包以供皇帝接见、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外国使节。

　　避暑山庄的山区层峦叠翠、沟谷纵横，具有调节山庄气候的重要作用。山区间古树参天，亭、台、楼、阁相映成趣，奇美的自然景观与园林建筑浑然一体。

　　避暑山庄的建造自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开始挖湖建堤，至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继德堂竣工，前后共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耗时90余年。这期间，从康熙时期的初建并具一定规模，到乾隆时期的再次扩建，全部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修建避暑山庄之前，康熙帝就曾多次带领王公大臣对热河进行勘查。武烈水自有记载直至明代的数百年间，始终没有固定的河道，每当雨季来临，此处便经常泛滥。因此，避暑山庄修建第一阶段的首个任务便是疏浚河道，并为武烈水修筑坚实、牢固的堤坝。同时，在南北走向的狭长河谷草地上，开拓出避暑山庄内象征江南水乡的庞大湖区，建造洲岛堤岸。

　　位于湖区北方的冲积平原地区，也被改造成为象征原野的草原与森林。园林设计者还按照“一池三岛”的说法，于湖区中修筑了环碧、如意洲、月色江声三岛，并修建芝径云堤以连接三岛。随着洲岛的形成，岛上的宫殿与湖畔亭榭也相继竣工。到了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避暑山庄已初具规模并开始使用，此时山庄内已经形成了芝径云堤、长虹饮练、暖流暄波、双湖夹镜、万壑松风、曲水荷香、西岭晨霞、锤峰落照、南山积雪、金莲映日、梨花伴月、莺啭乔木、石矶观鱼等十六景。湖区也已拥有澄湖、如意湖、上湖、下湖、半月湖等湖泊。

　　正宫的建造是康熙时期避暑山庄修建工程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山庄内正宫原本计划建在如意洲，然而由于受到湖区的限制，导致宫殿窄小，于是康熙帝下令将万壑松风西南方向的山丘铲除，形成一块广阔宽敞的平地，正宫最终便建于这处平地之上。在正宫修建完毕，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康熙皇帝亲自题写“避暑山庄”四个字，并悬挂于正宫内午朝门之上。次年，康熙帝撰写了《避暑山庄记》，记述了其为避暑山庄选址以及建造的过程。同时，康熙帝将正宫区的烟波致爽殿确定为避暑山庄的第一景，并将其他已建成的建筑组成三十六景，康熙帝还为每一处景色题诗，以描绘其意境。至此，康熙三十六景已基本成形。此外，康熙皇帝命人在原有湖区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出了镜湖和银湖两处湖泊，并在位于下湖东部的水闸上建造了三座重檐亭榭，名曰水心榭。

　　康熙时期，避暑山庄建造工程的最后一部分是修建宫墙。在修建初期，因为当时的避暑山庄还只是一座皇帝北巡途中短暂休憩的普通行宫，所以山庄的围墙都较为低矮。那时的避暑山庄以如意洲为中心，万壑松风则为山庄最南部的一组建筑，而这两处的围墙的高度尚不足2米。后来，除了在北巡以及秋狝（秋季打猎）期间休息外，康熙皇帝开始于避暑山庄内处理朝政，其停留的时间逐渐变长。因此，避暑山庄按照皇帝“身居九重，至高无上”的身份地位，修建了华丽气派的九进宫殿，并在正宫完工后，重新修建了与皇宫相匹配的高大宫墙。

　　避暑山庄的宫墙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皇家宫墙”。这条宫墙依地势而建，起伏不一，长达9.66公里，高度大约在6～10米之间。宫墙的基部厚3米，顶部厚2米。宫墙外原设有54座堆拨（驻兵处——记者注），每座堆拨可驻10名八旗兵。宫墙上还设有可供军队行走的上下马道以及错马的平台。如今，虽然昔日用来将庄重肃穆的天子朝堂与繁华市井阻隔开的避暑山庄宫墙已经成为一处珍贵的历史遗留，但其依然还能令观者充分感受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与威严。此外，避暑山庄共设有九座用途各异的城门，分别为丽正门、德汇门、城关门、流杯亭门、惠迪吉门、仓门、坦坦荡荡门、碧峰门和西北门。

　　到了清乾隆时期，避暑山庄迎来了大规模扩建，同时也进入了山庄修建的第二个阶段。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山庄于湖区建造了大型御用龙舟，青雀舫。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修建供皇太后居住的松鹤斋。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修建永佑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修建东宫。同时，由乾隆皇帝命名的乾隆三十六景也已基本形成。

　　在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之后，清王朝对于全国的统治逐渐稳固，国家经济也持续发展。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王朝统一西北。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建造园林的风气盛极一时，乾隆皇帝于是再次下令扩建避暑山庄，其中建筑包括于平原区修建的永佑寺舍利塔（又称六和塔）、文津阁与春好轩，以及于湖区修建的文园、戒德堂、烟雨楼等。

　　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避暑山庄的山区修建工程开始实施。这期间修建了绿云楼、创得斋、食蔗居、敞晴斋、秀起堂、静含太古山房、有真意轩、碧静堂、含青斋、玉岑精舍、宜照斋、山近轩等十余处园林建筑；珠源寺、旃檀林、碧峰寺、水月庵、鹫云寺五座寺庵以及斗姥阁、广元宫两座道观，还有山神庙、西峪龙王庙两座祠庙。

　　避暑山庄山区主要由榛子峪、松林峪、梨树峪和松云峡四条山谷组成，而这些山区建筑正是依山势而建，遍布于交错纵横、幽静深邃的山谷之中。

　　避暑山庄建造的第二阶段也是山庄周边庙宇修建的高峰期。继康熙皇帝修建溥仁寺、溥善寺之后，乾隆二十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55～1780年）25年间，乾隆帝又先后修建了12座雄伟的庙宇建筑。这其中包括普乐寺、安远庙、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这九座藏传佛教寺庙，以及文庙、武庙、城隍庙三座汉族寺庙。这12座附属于避暑山庄的寺庙均为清朝皇帝为巩固统治地位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避暑山庄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于松鹤斋内修建了继德堂，以供皇子爱新觉罗·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居住。自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康熙皇帝考察热河直到继德堂修建完毕，避暑山庄的建造工程全面竣工。

　　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决定于热河修建避暑山庄，除了避暑，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边防。

　　清朝入关之后曾面临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包括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清复明情绪；入关后八旗将士沉溺于游乐，导致战斗力下降；西北少数民族叛乱；英、法、葡、荷等欧洲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以及对台湾的侵占，沙俄的入侵等。针对这些内忧外患，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康熙首先大力拉拢关内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接着，宣布减免赋税以恢复生产。同时，严明军纪以提高军队战斗力。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凭借杰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平定了由云南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引发的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王朝收复台湾并于次年设台湾府。

　　结束了南方“三藩之乱”并统一了台湾之后，康熙皇帝将视线转向了北方，开始着手解决北部边疆问题。

　　清王朝的统治者与边疆蒙古各部关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最初，满族的兴起和发展便是得益于蒙古的支持和影响，后来更是由于与蒙古贵族的联姻、结盟，满族才在与明朝的较量中获得助力。清王朝统治者于入关前后不仅已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同时也与北部喀尔喀蒙古、西部厄鲁特蒙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清王朝前期，北部边疆的安定，正是康熙皇帝能够较为顺利地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的关键。而在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进入青海，控制西藏之后，极富野心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勾结沙俄，准备入侵蒙古，与清廷抗衡。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大举叛乱，致使西北边疆局势紧张。康熙皇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以及清王朝的统治，统兵亲征，打击叛乱分子。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为了彻底平定噶尔丹叛乱并且进一步加强对内、外蒙古的管理，清政府于内蒙古多伦诺尔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多伦会盟进一步强化了内外蒙古同清政府的关系，从而使得噶尔丹的反叛势力在政治上被逐渐孤立。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第三次征伐噶尔丹，噶尔丹最终兵败，病死于科布多。至此，西部边疆趋于稳定。

　　匈奴、女真、蒙古、东胡、突厥这些北方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勇猛强势的北方民族，在当时，却又时常成为中原政权最大的隐患和对手。

　　康熙帝曾说：“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怎样才能震慑并教化曾为同盟军的蒙古部落便成了他心头的忧思。康熙皇帝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也深知他们对于中央政权的积怨和愤懑，于是决定放弃沿用了数千年的防御工事——长城，因为长城，这道中原政权修筑的屏障，在抵御外族入侵的同时，也阻隔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康熙皇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最终，康熙选择了以德治民，施恩四夷。这种治国的智慧打破了民族思维的桎梏，也冲破了地域的限制，最终为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康熙皇帝决定建造一处能够与蒙藩上层首领沟通会晤，并且彰显清王朝善骑射与尚武精神的离宫御苑，而这座御苑便是后来的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建造完成后，皇帝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在此处处理军政要事，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和外国使节。避暑山庄实现了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在这里，康熙皇帝可以随意地与蒙古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畅谈饮酒，而避暑山庄也成了康熙皇帝修建的一道看不见的长城，它无须一砖一石，却牢固坚实，伫立在人们的内心。

　　劫后新生

　　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的珠源寺是避暑山庄内一座规模宏大的佛寺，因佛寺临近山中瀑布的源头，故得名“珠源”。宗镜阁是珠源寺的主殿，其为一座方形佛阁，因全部由青铜铸件构成，宗镜阁亦被称为“铜殿”。

　　宗镜阁的瓦、梁、柱、门、窗等构件全部以铜铸造而成，使用铜共计220吨。宗镜阁的每个构件之间均使用了榫卯结构进行连接，牢固结实，美观工整。此外，宗镜阁在建造时还保留了一个机关口，只需要用一把钥匙插入其中，便可以拆解宗镜阁的所有榫卯构件。宗镜阁建造技艺精妙，美轮美奂，是避暑山庄内一绝。

　　然而到了1944年，宗镜阁却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那一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热河，避暑山庄也沦为了日本关东军的司令部。当侵略者看到精巧绝伦的宗镜阁，便心生贪念，极欲将其占为己有，运回日本。

　　宗镜阁秘密钥匙的安放地点和拆卸方法只有珠源寺的大喇嘛索诺木知道，日军于是将索诺木关进大牢，严刑逼问，不分昼夜。为了守住国宝的秘密，大喇嘛索诺木始终缄口不言。对此，日本军官计划了一条毒计，他们将避暑山庄内的数十位僧人抓了起来，并以这数十条性命相威胁，逼迫索诺木交出钥匙。最终，索诺木以释放其他僧人为条件答应了日军的要求。然而，就在索诺木踏上宗镜阁的台阶假装去拿钥匙时，他突然飞奔而去，一头撞在了铜殿的抱柱之上，用自己的性命，永远地守住了宗镜阁的秘密。

　　日本军官对此大为震怒，索诺木一死，便再无人知晓拆解宗镜阁的方法。可是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最终炸毁了宗镜阁，并将得到的220吨铜化为铜水，用以制造弹药。凝聚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智慧的宗镜阁毁于一旦。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从清末直到民国时期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导致损毁严重。新中国成立以来，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工作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据承德市文物局介绍，1976年至2005年，国家先后实施了3个十年整修规划，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修缮，同时迁出了景区内大量的单位以及住户，从而抢救和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源。但由于保护资金投入有限，并且受到保护技术力量和保护理念的制约，3个十年整修规划并没有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得到全面的整修保护。

　　2010年8月，国家确定投资6亿元用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修缮，实施承德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11年8月23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进行工地检查与前期工作部署，并对工程总体计划和实施内容进行讨论。2012年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总体计划》（文物保函〔2012〕104号）。要求全面排除文物本体存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提高承德文化遗产的安全防范能力，在试验的基础上对古建筑遗址进行紧急抢险加固和保护示范，选择残损比较严重、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和代表性的保护对象开展石质文物、彩壁画、佛像类文物的科技保护。

　　承德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范围包括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殊像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广缘寺10个文物保护单位，涉及古建筑本体保护修缮、消防能力提升、古建筑遗址保护、文物科技保护、避暑山庄水环境综合整治、文物保护基础工作等多个方面，共计105个单体项目，工程至2018年全部完工。

　　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现存古建筑进行的全面保护修缮具体内容包括：瓦面查补和局部揭瓦，整修加固古建筑装修，修补加固大木构件，对台基石构件加固，对古建筑的油饰进行保养，清除与古建筑环境不协调的现代干预，完善庭院排水系统等。此外，此次承德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还对避暑山庄的清代道路、驳岸、宫墙、假山、桥闸等重要文物本体进行了全面的保护修缮。

　　避暑山庄还应用科技手段，对古建筑石质文物、彩画、壁画、佛像等古建筑附属文物进行保护；采用彩画回贴保护技术，对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庙、安远庙、溥仁寺的清代彩画进行现状加固保护；对安远庙现存清代壁画的原始材料、工艺、病害成因、种类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通过实验确定壁画保护的适宜材料与技术流程，有效解决了安远庙壁画保护问题。安远庙清代佛像和普宁寺善财、龙女佛像保护试点试验工程也同时启动，对普乐寺遭虫蛀木质佛像须弥座进行了灭虫修复抢救性保护。

　　此外，避暑山庄通过实施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解决了避暑山庄湖区生态景观缺水、水环境质量下降、点源污染（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记者注）严重等问题。工程内容包括新建供水渠和渗渠，增加山庄水系水源补给能力；栽种水生植物和放养适宜的水生动物，改善避暑山庄水体质量；对避暑山庄山区沟谷和岸边裸露地进行治理，减少水土流失对湖区的污染等。（感谢承德市文物局为本文提供相关图文资料）

　　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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