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发言集锦（上）

       最美四月天,4月10日至12日,中国及中东欧国家的近百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共聚中国洛阳,参加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分享经验、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收获友谊。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以及波黑、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管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进行为期两天的专业交流与对话,共同探索合作的重点方向、领域和途径,共同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务实合作。本报采撷了交流发言的精彩片断,陆续分享给大家。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展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胡冰

　　胡冰在主旨发言中,分享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实践经验。胡冰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类型日趋多样,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及协调机制日益健全,保护状况显著改善,监测预警系统日臻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胡冰表示,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持续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推进现代科技与遗产监测相结合,不断提升保护管理水平,大力倡导遗产与民生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速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手段,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呼吁中东欧国家同中国一道,共同完善文化遗产国际协调联络机制,打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推进器”,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16+1”的合作框架下,更好发挥文化遗产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积极作用,使文化遗产论坛成为跨国家跨区域对话协商和友好合作的创新典范。共同寻找政府间合作新亮点,共同构建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化遗产合作网络。

　　传承历史文脉 打造金色名片

　　洛阳市委副书记、洛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宛康

　　刘宛康说,近年来,洛阳市委、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互促共融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注重规划引领,完善保护机制,留住历史文化根脉;突出守正出新,展示厚重底蕴,擦亮古都金色名片;坚持保用结合,做好活化转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彰显古今辉映,提升文化品位,塑造城市独特魅力;体现山水交融,厚植生态优势,践行绿色惠民理念;促进融通互鉴,扩大开放合作,深化国际人文交流。

　　刘宛康表示,洛阳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在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守土尽责、保护传承,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保护体制机制,让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二是坚持统筹协调、融合发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推进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三是坚持活化创新、塑造特色,围绕加快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化,讲好洛阳故事。四是坚持开放包容、交流合作。发挥“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作用,依托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世界古都论坛等平台,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实现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五是坚持以人为本、惠民利民。坚持将惠民利民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城市的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都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宝贵财富。

　　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保护区的整体管理

　　黑山文化部文化遗产总司司长 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

　　黑山最著名的世界遗产是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保护区,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多个历史时期以来自然景观和人类活动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世界遗产地科托尔占地约12000公顷,含2500公顷海域面积。科托尔市大部分区域都位于保护区范围内。

　　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说,过去十年科托尔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城市化压力,开展了很多建设活动,对遗产的文化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黑山通过建立相关机制来解决这种状况。《科托尔市自然和文化历史区保护法》的通过使得科托尔市的这一世界遗产地得到了更高层次的立法保护,法律规定设立地区管理机构——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保护区地区管理理事会。理事会由科托尔市长牵头,提升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性。理事会负责协调起草、修订和实施管理计划,启动和监管管理规划,就建议、计划、项目及规划文件等提供意见,对该区域的情况进行监测,并要求采取措施改善其状况,并起草了关于执行政府管理规划的报告。理事会成员包括活跃在科托尔地区的国家代表、地方行政当局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

　　亚历山大·达吉科维奇认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价值等问题上,必须由不同部门和机构共同承担责任。文化遗产不仅仅对那些拥有它或者享受其文化价值好处的人有价值,遗产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敦煌莫高窟平衡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 郭青林

　　敦煌莫高窟因其为现存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群,被誉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和“墙壁上的博物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价值,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因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条标准,被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曾经,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是莫高窟面临的文物保护问题。”郭青林介绍,75年来,敦煌研究院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始终围绕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任务,以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利用莫高窟的文化价值为使命,经过不断探索,总结出了符合敦煌石窟事业发展规律的“十位一体”事业发展模式和“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在保护方面建立了基于“目标导向”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应用与评价管理体系;在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莫高窟价值整合社会资源的“协同管理”研究体系;在弘扬方面建立了基于观众类型的“针对性分类”弘扬管理体系。

　　郭青林说,“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通过多年实践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有益保证了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我们各项事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品牌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敦煌研究院也逐步形成“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的质量文化。未来的敦煌研究院,将始终坚持“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核心、传承弘扬是目的”的历史担当,将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同时也将不遗余力地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敦煌。

　　世界遗产支持计划

　　捷克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司司长 伊里·瓦吉奇纳尔

　　捷克斯洛伐克是1991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的。

　　伊里·瓦吉奇纳尔介绍,加入公约后,捷克针对极为重要的国家古迹遗址列入名录的工作陆续制定了相关政策。捷克已有12处古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布拉格历史中心、克鲁姆洛夫历史中心、泰尔奇历史中心等。

　　捷克文化部一贯重视展示世界遗产地。

　　伊里·瓦吉奇纳尔分享了他们的“世界遗产支持计划”。这一计划是捷克文化部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旨在对捷克的世界遗产地和世界遗产的申报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拨款的3个基本优先方向:一是制定或更新管理规划(即文化财产保护规划),二是支持符合该计划宗旨的、与遗产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三是支持与遗产相关的展示、宣传和教育项目,如遗产的保护级别认定以及相关基本信息;有关遗产展示、保护或世界遗产申报的研讨会和研修班;针对不同类型的遗产参观者的出版项目和与遗产相关的教育项目,特别是专业论文出版项目等。

　　据统计,2008至2018年,捷克文化部的世界遗产支持计划为300多个项目总计拨款8000万捷克克朗。

　　“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完成了目标,为捷克的世界遗产地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证明了相对少量的资金可产生真正专业的成果。尽管设立时间不长,世界遗产支持计划已成为利用政府资金促进捷克文化遗产发展的良好典范。” 伊里·瓦吉奇纳尔说。

　　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交流的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世界各国多个专业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柴晓明说,吴哥古迹保护工作是一项成功范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经过十年努力于2008年完成了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项目,维修后的周萨神庙再现了昔日的风采。

　　柴晓明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始终遵循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真实性、完整性原则,坚持尊重当地的传统做法和工艺,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中,积极与外方技术人员进行交流,聘用当地工人进行项目实施,促进了当地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并且还与当地专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等开展技术研讨,分享文物保护技术理念、方法和经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保护理念、技术和方法以及实践获得地方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过去的二十余年,从柬埔寨周萨神庙的小试牛刀,茶胶寺的庞大壮丽,到柏威夏寺保护修复中国主席国的地位提升,从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的古迹保护,再到尼泊尔九层神庙王宫建筑的修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领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

　　柴晓明表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继续做好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一分力量。

　　波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与管理

　　波兰国家文化遗产局 芭芭拉·弗玛尼克

　　波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成立时的创始国之一。波兰于1976年批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在1978年,第一批12处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其中有两处来自波兰:克拉科夫历史中心和维里奇卡盐矿。

　　芭芭拉·弗玛尼克介绍,波兰拥有15处被公认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以及数千处在国家古迹名录中受保护的历史遗迹。它们代表了波兰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芭芭拉·弗玛尼克分享了波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式。历史古迹的保护、保养、维护和安全保卫是古迹的拥有者或持有人的责任,尤其适用于:开展关于该历史古迹的科学研究和记录工作;确保对古迹进行专业保护、修复和重建;为历史古迹及其周边地区的保护和维护提供最好的条件;确保对历史古迹的利用必须能够永久保护其价值;创造条件宣传和推广历史古迹的知识及其历史和文化重要性。

　　芭芭拉·弗玛尼克表示,波兰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历史遗迹保护体系。《历史古迹保护和维护法》是波兰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古迹的保护目标、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几十年来,波兰已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抢救、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传统。波兰考古和古迹保护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其知识、经验和奉献精神闻名于世,他们不仅一直致力于保护波兰文化遗产,而且也保护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波兰世界遗产中心的建立以及2017年在克拉科夫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是多年来波兰专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顶峰。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基于社区价值的鼓浪屿实践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高级工程师 魏青

　　197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提出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文化和自然遗产。

　　魏青以世界遗产地鼓浪屿为例,分享了鼓浪屿作为社区价值的实践过程。魏青认为,遗产地所在社区是遗产保护和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世界遗产的保护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同样是综合和总体的。社区参与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是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高社区的教育水平,展现社区的文化特征,促进文化多样性与遗产地的融合,促进文化发展和创新,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世界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经历了近50年的发展,从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发展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发展反映了世界遗产公约所具有的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力,反映了它所展现并促进其发展的价值观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世界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整体性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就业机会,产生经济利益的方面,更体现在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身份的认知,提高社区凝聚力,促进能力建设,提供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

　　基于城市和考古背景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

　　拉脱维亚国家文化遗产局里加地区司司长 亚尼斯·阿萨瑞斯

　　里加历史中心位于拉脱维亚的首都,于199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项独特的杰作,该遗产地由中世纪及之后时期的城市结构所组成,集中了众多高品质的新艺术运动建筑和19世纪木构建筑。

　　亚尼斯·阿萨瑞斯介绍,为减少开发项目对里加历史中心的遗产价值造成损失,2003年通过了《里加历史中心保护法》。该法律对里加历史中心及其缓冲区进行了界定,明确了要求加以保护的真实文化和历史价值要素,包括其考古文化层。2004年通过的《部长内阁规定》制定了针对里加历史中心及其缓冲区更为具体的保护条款和开发项目的实施程序。规定指出,文化层和考古证据均为受保护的价值要素。考虑到遗产区和缓冲区规模较大(共2102.5公顷),其古迹遗址分布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文化和历史环境价值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这一遗产地被划分为11个区域,由不同的保护部门进行管理。在其中5个区域,当建设项目需要对文化层或考古证据进行暴露时,将对其开展考古研究(即考古发掘和考古监督)。

　　“遗产地最古老的部分,即里加老城,面积相对较小(约50公顷),是被认定为国家级重要古迹的考古遗址群。对这一区域的保护(发掘)措施最为严格。”亚尼斯·阿萨瑞斯说,对建筑结构(包括地下室)已经在20世纪消失的区域,仅需要进行考古监督就足够了,而对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其他区域,如存在文字资料或初步研究成果,则其可作为考古证据。

　　澳门历史城区的保护

　　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高级技术员 关俊雄

　　“澳门历史城区”于2005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

　　关俊雄介绍,“澳门历史城区” 由22座被评定为不动产,即澳门本地的法定文物保护单位,及8个广场空间、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合而成,其保存了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髓,是我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关俊雄说,作为澳门重要的遗产和资源,“澳门历史城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澳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为使这一宝贵的财富在未来后世得以永续传承,目前,澳门特区政府正继续完善和推进《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的行政法规草案编制及相关的立法工作,期望编制的《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能为“澳门历史城区”带来更全面的保护。发言中,关俊雄分享了该计划的编制依据,并分析了计划咨询文本相关内容。

　　河南大遗址保护利用基础与模式的探讨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田凯

　　河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0个。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占4座(郑州、开封、洛阳、安阳)。

　　河南境内的古代聚落、都城遗址、帝王陵寝等大遗址分布密集,十三五时期国家确定的152处大遗址河南涉及22处,数量居全国首位。

　　田凯介绍,河南的大遗址相对集中、整体连片、时代连续、内涵丰富、形态多样,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在发展上连续不断形成今天的中原主要城市框架,而且遗址更多的是深埋于地下的土遗址,地上遗存较少。

　　根据大遗址的特征,河南省大遗址保护围绕强化基础工作,彰显遗址价值,探讨保护模式,着力发挥作用等方面展开工作。近年来河南大遗址保护探索的经验表明,大遗址保护只有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实践,让大遗址的文化内涵“活”起来,才能为文物工作全局营造积极、良好的发展氛围,并最终推动大遗址保护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斯图德尼察修道院(12世纪)

　　从文物古迹保护到景观管理

　　塞尔维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建筑保护师

　　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

　　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是一条确保遗产永久性之路,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识别遗产新价值的过程。文化遗产除了具有历史、建筑和艺术价值之外,有些还涉及独特的精神和宗教价值,以及组成遗产的地点和环境的价值,这些价值和环境彼此关联,不能分割,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创立者斯特凡·纳曼亚大公创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直备受尊崇,代表了纳曼亚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内维娜·德布约维奇·里斯蒂奇以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12世纪)为例,介绍了识别遗产价值的方法和步骤,有利于促进改进保护的实践。作为中世纪最高级别的修道院,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其文化、历史、建筑、艺术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她谈到,为提升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的国际名声,需要更深入研究修道院的环境,保留修道院的文化和宗教传统。

　　在为斯图德尼察修道院编制《特殊用途区域的空间规划》和《管理规划》时发现,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整体价值体系出现了有形价值、无形价值、文化价值、自然价值和精神价值。为了保护这些价值,她认为需要当地社区群众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使遗产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与保护管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赵云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时间跨度、空间分布、遗产类型等方面,对中华文明成果进行了全景呈现,至2018年底,中国拥有世界遗产53项居世界第二位。赵云表示,中国依据国内各层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上位法,建立了政府为主、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格局。

　　赵云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传播,直接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视野的拓展,同时,中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创新。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既符合国际规则和要求,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基于大量实践的议事协调制度(尤其针对超大规模系列遗产申报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

　　赵云介绍,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实践展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大运河遗产规模巨大,包含3000余公里河道,涉及沿线35个城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申遗项目。

　　“针对复杂的保护管理现状,中国议事协调机制、保护管理规划体系、遗产监测方面的经验和成效在大运河申遗和保护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发展。”赵云表示,2014年,包含31个组成部分的大运河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沿线部分城市以运河文化为主题,以运河遗存保护为核心,对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建成一批运河休闲公园、运河文化博物馆和展示馆,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公共文化空间。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李瑞整理)

　　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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