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或遗产地，名城名镇名村都是‘活’的，具有活态特征。”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名城名镇名村，既包含着市民、村民生活生产的发展需求，又承载着文化保护传承的重任，并涉及复杂多样的保护、管理、发展要求，是巨型的复合体。因此，需要应尽早制定专门的法律，确保名城名镇名村的法律地位，并促进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目标的实现。”
传统名城名镇名村要“活”下去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的名城名镇名村，系统性地向国内外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贺云翱动情地说：“这些彰显着不同阶段文化创造成就，并与现代保持共生关系的名城名镇名村，一直在不断助力着中华文化复兴、文化自信及文化强国建设，也支撑着古建筑业、文博业、旅游业、文创业、教育业、科技业、规划业、工艺美术业等许多特色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其广泛和深远的生活、生产、科学、历史、艺术、文化、情感、经济、生态等价值。”
“传统乡村是活的文化遗产，其核心价值既包括物质形态的建筑、生产生活工具、周边山水田林草等自然环境，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民俗、乡村生存的知识和智慧等。对此，其保护方式理应有别于单纯的文物保护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也说道：“加强统筹协调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不仅有助于延续各民族独特鲜明的文化传统，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多样，也有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历史上，我国乡村具有多样化、差异化的显著特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表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是盘活农村文化资源、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有效手段。
“乡村发展特色是关键”
“现在不少村镇为了追求旅游的效应，都是一样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了追求整洁统一的视觉外观，都是一样的将建筑外墙刷成白色；这些墙上还经常画着粗制的梅兰竹菊和山水景观。”“村村如此、镇镇皆同”的现象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有些难过——如果远方没有惊喜，又何苦要去远方？
乡村发展，特色是关键。对此，潘鲁生指出，以文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要依托乡村文化资源和物产资源，立足当地区位和传统优势，保护自然生态特色，尊重历史记忆和风土个性，讲求自主创新，因地制宜走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避免简单套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模式、同质化景观开发与复制，以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乡村文化资源。“制定相关规划，深入开展区域性整体规划和文化论证。明确各地、各村资源禀赋，进一步建设‘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韵’的特色文化乡村，才能打造出‘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县一风光’的乡村文化产业大美格局。”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内蒙古拥有中国最多、种类最全、内容最丰富的长城古迹，总长度为7570公里，分布于76个县、旗、市，包括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时期修筑或使用的长城及其附属设施，但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内蒙古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些。虽然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长城保护宣传活动，但对于长城的深度宣传还有所欠缺，许多人知道万里长城，却不了解自己身边的长城。
“特别是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长城周围的乡村都很贫困。”吉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从呼和浩特市区开车前往清水河县境内的丫角山明长城，公路开车下去后就是土路，最后车都开不过去，只能步行前进。其实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就是交通不便，长城没有得到保护不说，连老乡生产生活都非常不方便。丫角山明长城非常坚固，砖石覆盖铺砌非常整齐，极为美观。如果能把路修通，这个地方肯定能成为好的旅游景点。周围的老乡们就可以借旅游的东风，发展一些产业，也可以因为交通便利一些，得到一些实惠。
“文化扶贫，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还要落实到行动中，给乡村找到一些切实的落脚点。”吉平认为，文化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名城名镇名村在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差别化要求等问题，进行基础性、跟踪性研究，在实行分类基础上，实施精准化的对策，不断提高保护利用的质量和效果。
“各城要有各城的美，各镇要有各镇的美，各村也要有各村的美，各美其美，方能真正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吴洪亮进一步阐释，在开展城镇、乡村建设之前，首先要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既包括对整体规划、建筑特点、文化遗产等可见形态的调查，也包含对该地区人类学、民族学、公共关系、群体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挖掘乡村的根脉艺术基因，创造出属于一个地区的、独一无二的公共艺术。“越是强调特殊性，就越要有国际的眼光，找到历史与当下与未来的结合点。”他还建议，不妨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乡村建设现代化中借鉴经验。同时，也要从国内我们身边的实践成功范例中，结合自身特点，与艺术家、设计师的创造相结合，找到发展的独特途径。
如何找到独特的发展途径？潘鲁生分享了他在调研中的发现。“部分贫困地区，尤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有着非常丰富的手工艺文化。如果可以发挥手工艺生产优势，使‘手艺扶贫脱贫’成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乃至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那么，乡村振兴也同样富有希望。”潘鲁生建议在传统工艺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实施“手工艺扶贫计划”，组建“农村手工艺合作社”，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户合作经济组织，鼓励村民从事传统手工艺劳作，以家庭作坊为主体，前店后坊，发展手工艺生产，发挥出民生补给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引导贫困地区进行注册手工艺商标，加强原产地保护、地理标志等认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推动贫困地区手工艺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向区域文化品牌转移。
承载独特的文化公共责任
“我国的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特征差异大，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等7部门共同管理。各部委针对传统村落都有不同规模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卢永琇认为，由于缺乏法规保障下的跨部委协调机制，资金的统筹使用管理不足，有时甚至导致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冲突，不利于传统村落的长效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要整合各部门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综合运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卢永琇建议，在明确顶层设计之后，落实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传统村落分级分类管理体系，严控高等级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路径，适当放开部分村落的利用与发展方式，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管理体系；明确破坏传统村落行为的追责制度，强化管理抓手，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负面清单、传统建筑图则等管理抓手规范日常管理；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预警机制，强化传统村落警告、退出制度的执行力度。
乡村发展，从人才着手是关键。潘鲁生在调研中还发现，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得好的地区，往往有专业人才引领，发展相对不足的地区，往往不是缺少文化资源而是缺乏人才活力。他认为，要健全引才用才机制，破除发展瓶颈，实施村特色文化产业带头人计划。“根据相关调研，要吸引与乡村文化资源及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专业带头人，进一步建设有文化、有乡情、懂生产、懂经营的专业人才队伍，使人才成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和动力。具体而言，要从引才用才机制、人才培养开发模式、创新创业载体、人才生态环境、组织领导等方面着手，才能吸引人才回流，鼓励人才创业，破除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瓶颈。”潘鲁生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
除了发挥乡村优势特色，外部的助力也必不可少。“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鼓励有条件、有意愿的收藏家到乡村去，开办各类文化、文物展馆，补的正是乡村人文景观匮乏、缺乏历史文化气息这块短板，这也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方法。”吉平对记者说：“民办博物馆接地气、藏品多、种类丰富、形式灵活，但由于资金有限，最大的难点就是馆舍。”他建议鼓励民办博物馆以总分馆制到乡村去建立分馆，打造好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展馆。不仅可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活，迅速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硬件”，也可以将蕴藏在民间的可移动文化遗产挖掘出来，使之“活”起来。这也是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休闲观光游相结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脱贫攻坚，筑牢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的好方法。同时，还可以安排村民担任保卫、讲解员，定向把扶贫资金发给这些人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扶贫形式。
在吉平看来，我国的收藏家们分布于各地，其中不乏充满家国情怀，明事理、顾大局且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收藏家。他们拥护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热爱历史文化，愿意为乡村振兴事业做一份贡献，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潜在文化资源。“只要政策压实，措施得当，积极宣传并激励引导，相信会有很多收藏家会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去，助力振兴乡村发展。”吉平说。
作为从业30多年的考古工作者，吉平还提出另一种助力乡村振兴的设想。“我们现在的考古工地上，往往竖个牌子，上面写着4个字：闲人免进。这些工地往往在郊外、乡村等通行不便利的地方，也鲜有人至。如果适当地向公众开放考古过程，不仅对公众教育有所促进，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其实，考古学家的研究和公众对于博物馆的需要并不矛盾。吴洪亮介绍说，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就以‘过程考古’著名。“我们以前去雅典卫城，都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个遗迹一直在修？后来，我们认识了雅典卫城博物馆的馆长，知道雅典卫城一直在进行考古发掘和维修保护，他们就是将考古维修的过程展示给观众，让更多观众了解考古的过程、考古的状态、考古的情况，并且每年招募志愿者参与到考古过程当中去。这样公众不仅了解考古进展情况，也会时时关注，从而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从事40多年考古发掘工作的贺云翱对此深表赞同，他说：“新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正在快速发展，各地大小城市博物馆也在迅速增多，但博物馆的藏品还不够丰富。由于缺少专业的考古机构，大量地块未经考古就投入建设，导致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长期存在，而且造成文物损毁的案例层出不穷，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损失。”
吉平认为，“考古”和“博物馆”之间，也需打通“最后一公里”。而对于如何让考古系统和博物馆系统实现共赢，如何让科学研究和公众需要达到平衡，如何通过文化助力乡村发展，如何用文化的方式推进精准扶贫等问题，他期待通过顶层设计、多方协作来共同解决。
原标题：传统乡村是“活”的遗产
转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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