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上海人身上，有最本土的中国文化精髓

　　唐颖长篇新作《家肴》又把我们带回她熟悉的上海弄堂生活。她的人物住在欧式或日式的建筑里，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却是江浙式的。这是小说第一有趣的地方。上海和上海人最“洋”气，西装领带皮鞋，咖啡蛋糕奶油，这恐怕已成为全中国包括上海人民自己的共识了。然而，唐颖告诉我们，弄堂深处，酱鸭蹄髈红烧肉，青团年糕芝麻汤圆才是主打，哪怕在物质极端匮乏，粮油肉蛋配给的年代，祖籍宁波周遭的上海人，仍然兢兢业业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半夜去菜场排队买食材，费时费力地精心制作家肴，特别是过年，那更是不容忽略，平时的节省都为了这几天，请客访客全是必须的礼数，一年复一年，充满仪式感。这一份精打细算、认真巴结的生活态度简直可视作上海市民文化　(或者是江浙文化在上海的继续)的一层底色，不管世态炎凉，哪怕天翻地覆。

　　是什么能让这份生活态度一再传承呢？　在唐颖的小说里，20世纪的上海，亲戚小圈子形成了如此这般的一张社会网，横向里有兄弟姐妹，亲的堂的表的，竖线里有至少祖孙三代，同样包括亲的堂的表的，加上姻缘结成的链接，他们之间互相纠缠的关系，让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有时甚至以八卦的形式，规范并制约着他们。这使我想起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家族小说，还有张爱玲笔下亲戚间的家长里短，细细碎碎，却是人性尽显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外在的时代变迁也好，社会动荡也罢，虽然会对这个小圈子有所冲击，但是至少在唐颖笔下，圈子里的人往往把这些外在力量弱化了、转化了，甚或内化了，他们更多还是在意亲戚们的看法。比如元英，因为元鸿和容智的坐牢，觉得在亲戚间丢尽了脸面，更要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格外周到；而宝珠对因元鸿坐牢而起的羞辱，行的是不同的对付方式：借钱做头发，典当衣物下馆子，虽然都引来亲戚的诟病，但是谁知道这不是以另一种不放弃来维护自己在这个圈子中仅剩的体面与自尊呢。

　　这篇小说里，元英，宝珠，阿馨，元鸿是唐颖人物谱系中的新角色。元英这个人物最有性格层次。元英是个“小心谨慎，吃力地跟着时代主流”的人，这“主流”是最最朴素的道德标准：做人要履行责任，要善待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我活着就是为了你们，为了责任，”她这么对自己的丈夫女儿说。但是她并不是没有期许的，当她用“有没有良心”自律律人的时候，如果仔细琢磨，她期待的是来自于亲人同等的回报。“良心”是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不光是元英，宝珠和阿馨，还有哪怕是被认为最没有良心的元鸿，都是几近本能地用良心责人责己的。他们的下一代，容智容美芸姐姐们，虽然面对自我实现被反复强调的新潮流，虽然面对亲戚间社会小结构的逐渐解体，却也一面倍感讲良心带来的约束甚至是压抑，想要冲破约定俗成的藩篱，寻求自己的生活之路，一面仍然接受了父母辈的观念，互相善待，有恩报恩，追求着良心的安宁。这大概也是作家本人的纠结了。她让容智知成们跑得远远的，好像是很没良心地拗断了亲情，最后他们又都回到元英身边，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让元英的期待没有落空。

　　唐颖笔下的人物是现实的，却也追求浪漫，但是一旦安全感受到威胁，就像小说里的姚琴晓，一点点风吹草动，她便快速地离开了与元鸿刚刚缔结的相濡以沫；他们是算计的，比如把自家的水龙头煤气灶上锁，不让外人占便宜，但是对于亲朋好友他们也是知恩图报，绝对不屑占他人便宜，这里衬底的原则就是公平；然而最本质的大概就是良心这个如今看来十分朴素，在现实中不断受到挑战的道德观念了。良心给至少是小说中的两代人带来万变不离其宗的稳定，揭示的是人们对互爱互助永恒的肯定和美好的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弄堂里的“洋”气上海人身上看到的，其实是最本土的中国文化真髓。(作者：方园，为旅美学者。《家肴》　刊发于2018年第三期《收获》杂志)

　　原标题：弄堂里的上海人身上，有最本土的中国文化精髓

　　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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