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宝藏是如何重获新生的


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19-09-02





  保护敦煌文化宝藏,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更是关乎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大事。历代“敦煌人”的坚守和创新,在抢救、保存、研究敦煌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命途多舛的文化宝库

  敦煌,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立河西四郡时正式得名。东汉应邵注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唐《元和郡县图志》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裴矩也在《西域记》中说过,去西域道路有三,“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史料可见,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基地,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中心。正因为此,敦煌便成为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敦煌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开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公元366年,乐樽和尚在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窟至今,难以计数的工匠、画师,将丝绸商旅、舞乐繁华,辅以极富创造力的线条与色彩,凝刻在了穿越时空的历史走廊里。后经历代兴建,加之唐时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盛极一时。遗憾的是,后世朝代更替,至明代莫高窟近乎被世人遗忘。

  沉寂多年,莫高窟再次吸引世人目光已是清末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让人痛心的是,王道士的发现并未引起忙于割地赔款的晚清政府的重视,倒是将外国掠夺者带入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吉川小一郎等相继用少数银两换取藏经洞珍贵文物,把一箱箱中国的文化瑰宝偷运出境,掠至西方,令中华有识之士极为愤慨。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远渡重洋,接受新的思潮、学说和科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与敦煌学有关的书籍与机构,成果颇多。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就是其中的代表,陈寅恪在序言中所提“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保护敦煌文物的意识,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学者的愤怒与不满。

  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之下,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由著名油画家常书鸿任所长。至此,莫高窟终于结束了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历史,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

  保护研究迎来新生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种种“惨状”令常书鸿倍感辛酸。他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同去的一些人先后弃他而去,就连他的妻子,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

  一年后,又一次晴天霹雳,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常书鸿的学生们无奈离去,他却选择了坚守。四处求援后,他终于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1950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1954年,文化部特地拨款,在莫高窟第一次安装了电灯,为长期在戈壁深处工作的第一代“敦煌人”送去光明;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8月8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所长常书鸿和时任所长段文杰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前往莫高窟。邓小平在详细听取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汇报后,主动提出:“你们有困难没有?”段文杰汇报了莫高窟研究和保护面临的问题,邓小平立即指示解决。在认真参观洞窟的壁画和彩塑后,他感慨地说道:“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当年,国家财政拨出300万元专款解决莫高窟存在的困难。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也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到敦煌严抓工作落实,敦煌文化研究因此不断深入,研究所也于1984年发展成为研究院,人才辈出,成果不断。

  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标志着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学终于回归故里。此后,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得以逐渐改变。现在,中国是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科学保护,文化创造力不断提升

  75年来,几代敦煌人用匠心呵护遗产。

  在莫高窟15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这是201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在此有序分流,既有效地降低了人流压力对石窟文物的不利影响,又能让观看球幕电影的观众切实感受数字敦煌的神奇。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敦煌研究院做成的一件大事。“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为了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不断探索。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

  他们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文物专项保护条例和保护总体规划,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同时,分析研究塑像、壁画的制作材料和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比如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

  他们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完成了敦煌石窟135个洞窟的数字化。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图像及虚拟漫游体验节目正式上网;2017年,“数字敦煌”资源库英文版正式开通。全球网友都可登录欣赏石窟内部文物的高清图像,还可以进行VR虚拟现实体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仅仅这5年,敦煌研究院管辖的6处石窟就申请到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38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1.57亿元,用于壁画保护修复、防洪、崖体加固、文物数字化等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以及安防、消防等文物安全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及工程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石窟面临的安全问题,文物保护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从挽救余经,到运用先进技术主动修复,再到走向国际,正是几代“敦煌人”的不懈努力和坚守,才让千年国粹重获新生。今天的敦煌,不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敦煌,随着敦煌文化的创造力和中国文化传播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敦煌势将成为世界文明长河里中国贡献的成功典范。(记者 雷册渊 整理。本文综合自《国家人文历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


  转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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