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读初二的内蒙古姑娘李潇洋退学，转入北京一家全日制读经学堂。这是一家人的共同决定，她的语文老师举双手赞成：李潇洋语文成绩优异，数学英语却很差。
河北唐山少年汪雨的父亲是物理老师。汪雨5岁开始在家读经，9岁到北京，和李潇洋成了同学。按照家人规划，汪雨的最好出路，是进入浙江温州的一所著名经堂。
彼时，国内“读经热”进入高潮，大小名目的国学读经班遍地开花。
如今，这对曾经的同学以不同的方式“逃离”，到上海寻找新生。这个月底，他们将迎来自学本科考试，回到体制教育轨道。
对他们而言，曾经的国学班经历像一场残酷实验，夹杂着荒谬、可笑，至今难以弥合身心的创伤。
错过了别人平常的人生经历
和李潇洋见面，她兴致勃勃地打听我的大学生活。她曾读到一句“心灵鸡汤”，大意是说初中是一生中最单纯的时光、高中会交到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大学会收获最纯真的爱情。而这些大多数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22岁的她，都错过了。
第一所经堂，在李潇洋就读的两年多里，不断往城市边缘搬迁。与一学期两万多元、还在不断上涨的学费不相称的是，学校只是几间低矮平房。学校日常有70多个学生，日复一日的课程大同小异：既包括《弟子规》等中文典籍，也包括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等。课堂上，老师们按下复读机按钮，孩子们跟着机器，大声反复地朗读背诵，每天长达8-12小时。
课程也会讲女德。有次讲完，女生们面面相觑，“这不就是让我们以后要嫁个有钱人？”
李潇洋在电话里向母亲童霞抱怨，她觉得这里压抑的氛围，将一些原本善良软弱的学生，也变成校园欺凌的始作俑者。童霞却以为，这只是女儿青春期的叛逆。李潇洋无法多说：如果顶撞老师，作为惩戒，她将失去和母亲为数不多的通话机会。
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冬天，这里只能自行供暖。学生们一边读经，一边搓着被冻疮折腾得痛痒难耐的双手。实在冷得受不了了，老师会给学生发一瓣大蒜，让他们吃了驱寒。
一年冬天，李潇洋的咳嗽一直没好，老师却没放在心上。一个多月后，她申请免除跑步，被老师断然拒绝。过后，李潇洋被诊断为哮喘。幸运的是，她因此得以转学。
自己就像“社会褶皱里的寄生虫”
在新学堂，李潇洋的迷茫依然无人解答。长时间不加理解地背诵，宛如无意义的肌肉运动。按照大多数读经班的规矩，只能读经，不能解经。“解经是不负责任，会害了学生，老师只要负责陪着学生读经就可以了，”他们曾就读过的一间国学经堂的负责人回应钱报记者。他同时认为，以文凭技能的维度来看待“读经班”，是世俗的、狭隘的。
李潇洋告诉学堂一位关系亲近的老师，他们这群学生就像“社会褶皱里的寄生虫”：他们处在社会边缘，不为人知；他们没有生存技能，只能仰赖父母，虽然按照此前她受到的灌输，“你们读经到三十岁，就是‘大才’，不消文凭，自然会有大把多人抢着要你。”
但意外首先降临了。她所在的读经班都是男女混住，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隔板，顶处有扇小窗。一个初夏晚上，一个住上铺的女生一抬头，戳破了一个秘密：那里有一双眼睛。
李潇洋无法再待下去了。学校却认定，李潇洋有心理问题，需要去矫治。童霞相信女儿，最终将李潇洋接回内蒙古。
李潇洋见识过班上读经多年的“老油条”，每当老师打开经书，准备开场白，总有人起哄，“得嘞老师，您就往下讲吧”。
年纪渐长，汪雨愈发觉得所学没有未来。那所相当于读经界“清华北大”的温州学堂竞争激烈，招考要求不亚于高考：完成30万字的包本背诵。
迷茫与痛苦中，为了延迟报考，汪雨甚至多背诵了十万字。
胜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汪雨开始带课外书和手机等违禁品、带头“调皮捣蛋”……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被学校劝退。带着这样不光彩的履历，汪雨却觉得，他解脱了。
“我后来也会回想，我当初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太不可思议了。”汪雨说话声音平和，听上去彬彬有礼。
同济大学教授眼中的“毒经班”
李潇洋的母亲童霞脸庞瘦削，肌肉线条紧实。如今，她是一名瑜伽教练，在上海经营一家瑜伽工作室，“我妈妈很厉害，别人来上她的课，基本都会签约，”李潇洋挺自豪。
2014年，这对母女辗转来到上海。即使被过去的经堂教育折腾得“身心俱残”，李潇洋却仍然热爱传统文化，打算深造。母亲很支持，她觉得亏欠女儿。
她们共同学习，并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生活下去。李潇洋一边在上海的高校旁听国学课，一边准备自学考试。有个熟识的读经生家长，和他们一起来到上海，想在上海城郊租房子，请童霞来做饭，也开一个读经班。童霞只觉得荒谬：“不需要任何办学资质，只要你能拉来人就可以。”
李潇洋曾经的那些同学，并没有像老师们鼓吹的那样，成为备受欢迎的人才。有人在卖鞋，有人学了针灸。另一位从经堂退学的学生郑惟生则写道，“当同学们一旦停止私塾学习，又没有进学深造途径，大多数同学都变得非常沉沦，情绪低落，只能借电视剧和电子游戏排遣焦虑、打发时光。至于那些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经文，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郑惟生也想考那所温州学堂，但最终放弃了。他自考本科，目前准备考研。
汪雨认定，长时间读经损伤了他的声带。10岁那年，他做了声带小结手术，在家休养一个月。17岁的他从6年的读经教育中，唯一的收获似乎是爱情。一个和他们曾就读于同一学堂的女孩，和他一起来到上海。像两个相互舔伤口的同类，他们使用着情侣的昵称，互相督促着准备自考。
汪雨选择了英语专业，为的是和过去“一刀两断”。
一些读经班，在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看来，不啻于“毒经班”。近些年，他接纳了不少像李潇洋这样“逃离”读经班的孩子。作为体制内的国学研究者，柯小刚觉得，他对这些孩子负有义务。
他曾去过读经班现场，看到那里的学生“普遍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其紧张程度远超高考题海战术，”而读经老师是复读机，或者是会按下复读机按钮的人。他严词抨击遍地开花的国学班，“这是一套更加极端、更加野蛮的灌输方法，不许理解机械音节背诵是彻底无意义的事情，所谓‘包本’是无稽之谈，机械化教条化的强制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对儿童的残害。”
“我们仍然是输的。”童霞让李潇洋考了瑜伽教练证，为的是有朝一日，李潇洋可以依靠实实在在的技能活下去。母女俩商量着，在靠近李潇洋旁听的同济大学附近，再开一家分馆。
在她们去寻找新工作室选址的路上，一块崭新的国学学堂牌子熠熠闪光。这对母女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潇洋和汪雨为化名）
记者黄小星
原标题：我为何从国学班“逃离”
转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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