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国文化中“化”的智慧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风险尚未完全过去。应对现在及未来的风险，应该重视借鉴中国文化中的“化”的智慧。 

　　“化”字始见于商代。商代金文中的“化”字，是正反两个人形。本义即“变化”。《说文解字》中释为“教行也”，段玉裁注曰：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引申为“教化”。还指自然界从无到有、创造化育世间万物，即“造化”。 

　　老祖宗正是看到了“化”的神奇力量，才认识并积累了丰富的“化”的智慧。《易经·恒卦·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易·系辞传》虞注：“在阳称变，在阴称化，四时变化。”孔子讲“风化”，重教化；《庄子·知北游》中说：“腐朽复化为神奇。”《孙子兵法》更是从大自然水流无形中悟出“化”的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化”字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甚至是宗教、艺术都不例外。近代以来，“革命化”“现代化”等新词的出现，更是彰显出中国文化中这一烛照千年的智慧。 

　　一个“化”字蕴含着中国深刻的辩证法智慧 

　　恩格斯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确实，《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云：祸福相倚。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中华民族总是在磨难中历练，在逆境中成长，应该说得益于这一认识和智慧。 

　　“将相和”，就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典范。“将相和”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了，一方面是廉颇的意气用事和心胸狭窄，另一方面则是蔺相如的大局为重和博大胸怀。二者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廉颇与蔺相如的矛盾冲突是如何化解的？正是蔺相如“引车避匿”，不与廉颇斤斤计较，才感化了廉颇并促使他负荆请罪，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蔺相如就是善于运用“化”的智慧，从而使一场可能波及大局的矛盾风波平息，这也彰显了“化”的力量。 

　　“背水一战”这段历史，发生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命手下大将韩信领兵攻打赵国。赵王带了二十万大军在太行山的井陉关迎击，而韩信只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他将一万人驻扎在河边列了一个背水阵，另外派两千轻骑潜伏周围，两军交战之时，这两千轻骑乘虚攻打赵营，结果韩信大获全胜。事后有人提出，背水列阵是兵家大忌，韩信却回答说：君不闻兵法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吗？韩信面对强弱对比悬殊的险境，变易主客、奇正配合，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创造出一个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是运用了胜负、生死可以转化这一辩证法智慧。 

　　“化”的辩证法智慧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闪烁着光芒，我们今天倡导将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实现绿色发展。作为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我们仍然是在发挥“化”的智慧，走产业化脱贫的路子，就是要彻底消灭贫困，实现全面小康。 

　　一个“化”字体现了中国文化应对危机的高明 

　　历史上的中国绝大多数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位居世界前列，不管多大的危机、多险的局势，都最终能化险为夷，使中国文化绵延至今，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有超凡的神力，而是对“危机”的理解达到很高的境界，对“化”的智慧体悟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从而能化危为机。 

　　一是深刻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来自中国人数千年前从无数的忧患和危机中的体悟。《易经·系辞传》用了三句话表达：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种危机、忧患意识来源于辩证思维，揭示了“化”的规律，启迪了人们应对危机的智慧。“不忘”二字更是提醒人们时刻警醒，要有预防意识。如今强调增强“四种意识”，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求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工作上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 

　　二是彰显出丰富的预防危机的智慧。如何防范危机，首要的就是能知几察变、察微知著。《易经》首先提出“知几”的理念，“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要能预见事物发生变化的隐微征兆。人类社会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有过预测的意识，但如中国形成《易经》这样带有系统的辩证哲理性质的预测文字者极少。其次就是要道法自然，治未乱。《道德经》就是一部以“道法自然”为宗旨的哲学书，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要求人们在问题刚发生、危机刚萌芽时，及时化解。 

　　三是提出“奉法则强”的危机管理理念。韩非子从春秋战国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奉法则强”的理论，想找出一条化解社会危机之路。这个法当然是公法，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减少危机的发生和损害，从而使国家强盛。正是这一“去私曲，就公法”的理念，吸引了秦王嬴政的注意，他发出惊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虽然受到同学李斯的陷害，但他的这一思想在秦国得以落实，最终促成秦一统天下。历史事实证明，法治则兴，法乱则亡。 

　　四是强调责任担当直面危机的勇气。危机面前，能否真正做到化危为机，还需要有勇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强调每个人在国家危难之际都应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担当。即使是在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国家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谁也不是一个孤岛。因此，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忧国忧民意识非常深沉，他们并非不忧己，而是忧己之“德不修”，力不能胜任。除了敢于直面危机的勇气外，还延伸出善于向危机、向困难学习，保持乐观心态，亡羊补牢的智慧。 

　　五是保持团结一心的危机处置心态。《礼记·乐记》提出：“和故百物化焉。”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的因素是化解危机最大的力量，也是中国文化中化解危机最高明的智慧。任何危机面前，仅仅靠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起来，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众志成城，才能化解危机。自古以来那些明智的军事家都懂得团结人心，范仲淹在《武经总要》中提出五条“修武备”的要求，其一便是“上下相亲”。只有上下相亲，才能保证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打一场人民战争。 

　　一个“化”字揭示了不懂变革的僵化思维教训 

　　“化”，本义即包括千变万化、随心所欲。在危机面前，尽管古人智慧中多有攻守兼备求全胜、积极变革不僵化的经验之谈，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懂变革、思维僵化的深刻教训。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先是盂地会盟，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劝他说，宋是小国，小国要争当霸主会招来灾祸的，但襄公不听。到盂地前，公子目夷又劝他要带上军队，以防有变，楚国人是不讲信用的。宋襄公说：“我自己提出来不带军队，又与楚人约好，怎能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赴会，结果被楚国所囚。后是泓水之战时，当楚军开始渡河，向宋军冲杀过来时，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等楚军布好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经此一战，宋几遭亡国，国威从此不振。宋襄公固守“不鼓不成列”这一古训，就是泥古不化的表现，因而毛泽东称他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除了这种“泥古不化”外，历史还有过多次在巨大的危机面前，死抱着“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例子。洋务运动期间，保守派对洋务派的攻击和阻挠，导致洋务运动失败；戊戌变法中，由于保守派的顽固抵制，导致变法流产。正是僵化的思想观念导致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如果说这些顽固保守派对世界格局的巨变一无所知，对国家面临的危机毫无察觉，是思维僵化、固守传统的表现，导致中国错过了近代化的最好机遇，为害匪浅，那么，另一种思维僵化的表现，则是过于相信外国，抛弃本国国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机械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时期就遇上多次，也先后导致中国革命的多次挫折和失败。 

　　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勇于打破教条主义等僵化思维，抛弃本本主义，重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革命，巧妙地借鉴中国文化中“化”的智慧，才使得革命能多次化险为夷，化危为机，最终迎来光明。今天的改革开放同样是来之不易，历史表明，谁排斥改革谁拒绝创新，谁就将会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历史上有过多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都是依靠“化”的智慧，从苦难中吃一堑长一智，以无与伦比的勇气，超越苦难，战胜危机，并且将苦难作为磨砺，蝶化出生命的彩虹。当下及未来，我们依然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危机、难题，同样需要我们运用“化”的智慧，化危为机，来促进自身发展。（刘绪义） 

　　转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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