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敲响，过去的已经过去。
2017年年初，《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两档节目，从电视火到手机，如今在“朋友圈”里已难觅踪影。2017年岁末，蜂拥而至的各种“十大好书”评选刚刚尘埃落定，2018年的新书就呼之欲出了。社会公众的焦点快速游移，热闹总是短暂的。
读书，没那么热闹，却是一件长久的事。2017年，一如往常。有些人细心守护着千百年前流传下来的经典，整理、阐释，日读日新；有些人苦心孤诣地著书立说，一面激荡起时代的潮流，一面则期待着后世的回响。
守护经典
厦门白鹭洲畔，筼筜书院，冬雨绵绵。82岁的哲学史家陈鼓应，回想起儿时在长汀乡下读书的时光，不禁用自幼熟稔的腔调吟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来。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抹下了他人生的底色。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亲近经典，老人常常挂念在心。
不久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陈鼓应解读的《庄子》出版。在他看来，《庄子》这部先秦旧籍不仅是历史的存在，“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开阔，“吹万不同”“莫若以明”的开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远见，使其也能够渗透到当代人的生命之中。
在这套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百部经典”中，不仅有《庄子》，也收入了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周易》，百世兵家之师《孙子兵法》等在中华民族精神孕育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典籍，钱宗武、余敦康、黄朴民等名家和陈鼓应一样，对这些经典探微阐幽，钩沉发覆。
经过岁月的淘洗，经典渐成。理解经典，往往也少不了时间的磨砺。
2009年，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开始反思过往的读书经历：往往贪多求全，但对于历代经典缺乏深入细密的理解。他越来越能体会朱熹“熟读而精思”的读书之法，那是要“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
倾心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刘跃进，试着给自己寻找一条重新研读《文选》的新路：在海内外搜罗文献，辑录《文选》旧注，编纂一部《文选旧注辑存》。八年披荆斩棘，2017年，20册的《文选旧注辑存》出版了。
“通过这种排比研读，我们有更多的途径走近经典，体味经典，从中领悟到传统文章的妙处以及探索写作经验。”刘跃进希望，这种研读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也能探寻一些规律，为今天的文学经典创造提供镜鉴。
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仁瑄整理的《大唐众经音义校注》终于付梓。中华书局编辑秦淑华把几年来积累的校样摞放到一起，高度已没过人身。与之相比，校样旁那两册100多万字的样书，倒显得不足观了。
唐代僧人玄应编纂的《大唐众经音义》，对佛经中的9000余个词语进行注音、释义。《大唐众经音义校注》要做的，是对满是古今字、异体字的原始文本进行校勘、注释，识别还原那些转写为汉字的梵文，一一梳理书中引用的文献，从《说文解字》《尔雅》到十三经、《楚辞》《文选》等唐前文献以及其旧注，无所不包。
完成了《大唐众经音义校注》，整理与之相关的《一切经音义》《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成为黄仁瑄迫在眉睫的工作，“如果不做这步工作，我们最终或许只能是在它的门外徘徊”。
美成在久。亲近经典，或许从来就没有坦途。
定格历史
北京王府井，秋色渐浓。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正迎来120岁的生日，12位在学术出版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获颁致敬奖章。
作为被致敬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讲起，早在1936年，她的外祖父王恺銮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邓析子校正》《尹文子校正》；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蔡运龙则回忆起，从竺可桢、张其昀、赵松乔到他，师生四代地理学人与这家出版机构的情缘。
尽管当下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但“老字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魅力。这魅力，既关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等经典出版物，也关乎一代又一代的名家作者，和他们那些在未来可能成为经典的著作。
多年以后，人们会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今天的我们，除了粮食和蔬菜、房子和孩子，还在关心着什么。
人为什么能够用火？“野人”是不是人？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区别？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的《哲学起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足400页，却是他构建“自己的哲学”的尝试，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多年来，邓晓芒一直在经典解读的“围城”中突围。还有太多的书要读，一些经典尚未掌握，他不想轻易动笔。虽然经常会为某个一闪而过的灵感惋惜，但邓晓芒更愿意对那些深思熟虑、驾轻就熟的思路不断地加以锤炼。借由这本书，邓晓芒“自己的哲学”终于“起步”了，而这只是他为纯粹哲学的展开做的一些铺垫。
古人如何旅行？在高铁飞机寻常可见的时代，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循着元朝的旧迹，从北京健德门徒步走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明德门，用了15天的时间。“元人无论走驿路或辇路，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罗新在《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中写道，“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朝代为何更迭？2017年，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将目光投向“火枪”——军事。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他描绘了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军事暴力与国际贸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没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反而被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诗何以为诗？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的《诗的八堂课》，讲“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的乡愁，讲“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慨叹，也讲“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玄思。
这些思考既不起始于2017年，注定也不会终止于2017年。但这些辛勤而持久的写作，把历史定格，让2017年成为了2017年。
书寿比人长
中关村，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冬日暖阳。郑振铎铜像在这里落成，87岁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肃立于铜像旁，与这位仰慕多年的先贤留下合影。
70多年前，郑振铎主持编纂的《中国小说短篇集》《世界文库》陪伴程毅中度过了少年时光。5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是程毅中研究的对象。
1958年10月，因飞机失事，郑振铎不幸殉职，时年尚不满60周岁。但书寿比人长。郑振铎的著作一版再版，而他毕生搜罗的藏书如今完整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未来的读者们会在一本本钤着“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章的旧书中，体味他的人生旨趣。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时，年仅50周岁。整整90年后，他在文学、史学、哲学、古文字等领域的论著，仍然滋养着今天的学者。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碑铭仍然挺立在清华园中，让一代代青年学子瞻仰、诵读。2017年，《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先后出版，忧患家国，关切学术，真实而立体的王国维尚需在他的文字笔墨中进行构建。
史学家何炳棣去世于2012年，享年95岁，可谓高寿。但这位立志毕生不做“第二等”题目的学者，未能完成《何炳棣著作集》的修订，更不能目睹丛书的出版。2017年，汇集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等著述的《何炳棣著作集》问世。还好，学术可以长存。
2018年，时间之舟起航了。我们沐浴着新年的喜悦，也期待着持久的和畅。（记者 杜羽）
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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