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先生与他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之路

　　后来，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张元济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

 

　　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的开头写道：“要评论一个人，应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3页）特别是伟人名人的传记，更是要“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卢仁龙的《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就是为张菊老的中心事业——扶助教育、“开启民智”、建设学术、改良社会、传承文化、弘扬国粹的出版事业而撰写的一部传记。

 

　　一

 

　　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但好的传记作家，不能只是完整地记录“一人”“一事”“之始末”，他首先必须做好剪裁，因为“艺术即是剪裁，即是选择的工夫”（梁实秋《秋声·三》）。

 

　　本书传主张元济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作者的主旨并不是要为传主写一部全面的传记，而是着眼于张元济先生的出版成就，通过考察他在出版领域奋斗的历程和人格的养成、事业的展开以及与朋友和团队的关系，来了解张元济先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以及他对那个时代和行业的作用与贡献。

 

　　胡适先生认为，“模范人物传记”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只要“剪裁得得当、描写得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他说自己就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

 

　　卢氏本传亦颇得“朱子记陶渊明”之妙。譬如写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之职，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的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检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颇有雄心壮志，他深知要想办好商务印书馆，必须延揽人才，于是敦聘出身翰林、满腹经纶的学者名家张元济共创大业。张元济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瑞芳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张元济又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于是双方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是张元济一生追求的理想。早在1901年10月，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就曾说过：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这些观念表明，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普及教育要展开，必然以提供好的教科书来实现。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信念，才促使张元济果决地放下了一个传统翰林的架子与面子，与一群有着务实精神的工人为伍，联手开创出了一番不朽的事业。

 

　　二

 

　　本书将张元济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一生与整个的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张元济的起伏进退，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的兴替。

 

　　胡适先生对于中国文人在传记中不能素心析理颇为痛恨：

 

　　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辨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作者对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位出版家成败得失、风格异同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从商务的创业和发展而言，张元济与王云五是前后相继的两任统帅、舵手；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两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二人同中有异，张元济是一个有新思想的旧学家、有理想的文化人；王云五则是一个文化企业奇才，无与伦比的出版家。王云五对企业管理观念超前，最早引进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学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阵地上实施，以期使得中国现代企业更进一步。结果屡试屡败，最终也没能真正实施。但他对企业的掌控管理，尤其是危机管理，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时代和命运让他几次迎接极限的挑战，都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苦难的企业重生，发展扩张，一手塑造出了一个带有强烈的王云五色彩的商务印书馆，使之持续辉煌了几十年。王云五的出版主张，是对张元济的继承和发展。张元济重在教育建设，王云五则力在普及教育，但二者在精神层面上是一脉相承的。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传播新知，以改变封建社会之后的中国，王云五更是大力推广，尤以《万有文库》为极致。张元济虽然从处世、言论上均主张、支持学术独立，但并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没有取得较显著的成果。王云五则因时而动，不仅主张学术独立，而且真正切实地推进。这也是王云五同样成为文化巨擘的时代因素和文化业绩。

 

　　作为继任者，王云五的压力、责任都远大于张元济，所幸王云五在处世方法上也与张元济颇为相似，两人同样不喜欢社会活动，同样缺乏生活情趣，完全忘我地投身到馆务和事业之中。王云五没有去做领袖式的人物，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党派事务，他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危局。

 

　　张元济投身出版，怀抱着个人的理想，勇于承担起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使命和责任；王云五进入商务，首先是个人自信，依赖个人努力，并发挥个人才能，顽强地实现了从毁灭到复兴，他更多承担的是企业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王云五则把它当作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广宽的维度。尽管时势和命运让他三次坚守商务印书馆，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但几次主动舍弃另择，并不能如张元济一般坚守一生，从未弃事，这就是事业的选择。

 

　　三

 

　　卢氏笔下的张元济，亦是每每“在心性中流出”，譬如“委馆王云五”一节:

 

　　“五卅运动”后，商务职工在内部发起多次罢工运动，王云五对多次代表馆方去应付迭起的劳资纠纷感到厌烦，便产生了脱离商务的念头。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巨大的争议中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复杂的馆务和不和谐的环境让他产生厌倦，于是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到中央研究院担任专任研究员。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张元济在细观内部无人接手总经理一职的情况下，决定让离职不久的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一职。

 

　　张元济亲自出面邀请，和朋友们一道反复劝驾，但王云五还是再三拒绝。张元济仍不放弃，在万辞难拒的情况下，王云五心生一计，出人意料地开出了任职条件——出国欧美考察半年，费用由馆方承担，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而且要求张元济的重要助手李宣龚去职，但在他考察期间还要负责代理。王云五自认这项设计应该不会被张元济及董事会接受，自己也就得以脱身了。不期张元济却代表董事会全盘答应，王云五彻底被张元济感动了，于是答应重返商务，担任总经理一职。张元济坚定地选择刚离职的王云五出任总经理，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断和认知。他的这一决定与安排，带给商务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王云五传奇的一生。

 

　　明代大散文家茅坤在评价《史记·魏公子列传》时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钞》卷四五）卢氏之于张元济传亦然：张菊老乃卢氏胸中得意之人，本传亦作者得意之文，故有“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清·徐与乔《经史辨体》史部“信陵君列传”）

 

　　作者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献学家杨明照先生。1987年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1998年开始从事民营文化出版事业。2003年，作者策划、投资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完成了张菊老生前未竟的事业。

 

　　2010年以来，作者先后投资创办了商印文津文化（北京）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等多家文化公司和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出版了《真诰校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注疏》等一批学术文化系列著作和古籍整理系列图书。由这样一位学者出版人来写张菊老的出版传记，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对于张菊老有一颗崇拜敬仰之心，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论语·子罕第九》）。正如他在本传的“结语”中所说：

 

　　最近以来，出版文化学者曾发出过“张元济不可追”、“张元济不可学”的浩叹。作者写完此稿，作为一个也从事出版30年，究心学习张元济者，以“向文化圣人致敬”作为本书的结语。

 

　　当年，孔子让自己的学生们“各言尔志”。公西赤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等别的同学散去之后，孔子的高足曾皙问孔子说：“唯赤则非邦也与？”公西赤所说的是不是也算有志于邦国呢？孔子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在宗庙举行祭祀仪式与人会同，不是诸侯国君又是什么呢？公西赤说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些司仪之类的小事，那谁还能做大事呢？作者说自己以学习者的身份向张菊老这位“文化圣人致敬”，亦有公西赤“非曰能之，愿学焉”的谦恭。（张立华）

 

　　转自：中国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