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我慎终如始，只写小说

　　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第四部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近日，在地坛公园东门附近一家书坊，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

　　草地：您之前的作品大多写男矿工，很少涉及女矿工。为什么《女工绘》的素材一直放在心里、搁置了50年才付诸文字？

　　刘庆邦：不写不等于把这段记忆忘了。心里存着，一直在酝酿。待成熟了，呼之欲出，于是就把她写出来。可以说水到渠成，刚刚好。

　　一个人有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这段经历正是我忘不下的。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个人一辈子认识的人并不是很多，让你熟识的人也是有限的。这群女工正是我熟识的人。

　　这么大一个矿，这么多女工，分散在各个岗位，很难接近她们。恰好矿上成立个宣传队，我又是宣传队的组织者，有机会接近她们，跟她们熟识了。全矿有文艺才华的、能唱能跳的、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女工挑在一起，成为煤矿一道美丽的风景。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她们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爱、各有各的追求，她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值得关注，特别值得写，不写就觉得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这本书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叫华春堂。她是一个线索性、贯穿性人物，通过这个线索把十几个女工连缀起来。一开始写端阳节，就是为她的出场做铺垫。她在家里处于主导地位，是个主心骨，有不同寻常的心智。《女工绘》也是以她的悲剧告终，戛然而止。

　　一些访谈问为什么把它设置成悲剧性的结尾，首先，悲剧性结尾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人物原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且发生事故那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冲击，很难忘。另外我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伟大的作品里面都有悲剧的情致，悲剧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朱光潜说过，悲剧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能打动人。

　　中国人长期养成的欣赏戏剧的习惯是喜剧，喜欢大团圆、花好月圆，不大接受悲剧。我觉得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更真实、更美，是高层次的美。老是接受喜剧性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坚强，有些自欺欺人。

　　《女工绘》的悲剧性结尾既符合华春堂的人生方向，也符合艺术的规律，是自然的，不是反自然的，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寓意。悲剧是由那个年代决定的。那个特殊年代是不可以忘记的，虽然在书里是作为背景。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容器，都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写那一代人，不可能脱离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那个时代背景下展现这些人物的命运，有着特殊的认识意义，具有特殊价值。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草地：在小说里您称赞华春堂很智慧，对她的评价是肯定的、正面的。

　　刘庆邦：我是很肯定她、很欣赏她的。她的智慧离不开她的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她很聪明，她的聪明是家常的、世俗的，她懂得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她称得上人情练达。这是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的地方。有些知青不懂什么事，有着纯真、浪漫的情怀。华春堂年龄这么小，都懂得人情世故，有心智，有智慧，心很高。这跟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她父亲因为锅炉爆炸去世，这对她的成长构成一个转折。她生活本就不幸福，她的苦难使她早熟，早早承担起家庭主心骨这个使命。再加上她又勇于承担，造成了她这种性格。

　　草地：对其他人物，如张丽之、王秋云、杨海平等，她们在生活底层挣扎，同时还要遭受同伴的歧视、打压，生存更加艰难。

　　刘庆邦：那时候的人都被贴上标签。标签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标签，一种是生活标签。政治标签就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贫农，还是工人、商人，先打听清楚。那时候特别讲这个。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非常严重。张丽之家是地主成分，这是她的政治标签。出身不好，大家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作风的标签。这个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女孩子。都是通过“斗私批修”给揭露出来的。如果生活作风有闪失，就被打入另册。本来矿上的女性很少，应该是很稀罕的。物以稀为贵，缺少女性的地方女孩子很受宠才对，但是她们被贴了标签。男矿工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她们，反而被贬低、被讽刺，说很多难听话，其实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原因。

　　人们乐意传这个。井下没有女性，他们特别爱拿女性说事，把女孩子说得很不堪，进行标签化、妖魔化，忽视人家的美貌、才华。女孩子多艰难呀。

　　我写东西从农村开始

　　草地：《女工绘》里的这些女孩子，有您喜欢的类型吗？

　　刘庆邦：这些女孩子都很可爱。在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很美。年轻的时候没有丑的，都很可爱。各有其美。华春堂其实也挺可爱的。

　　草地：有个采访说您喜欢张丽之，她很漂亮。那个年代找对象首先考虑是成分？

　　刘庆邦：张丽之很漂亮，很精明，跳舞跳得很好，但就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成分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张丽之也很乐意，但是我就觉得不行。一说张丽之是地主成分，心里就很排斥。

　　我家是贫农成分，但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是冯玉祥的部下，被打入另册。当时我吃过很多亏，当兵当不上，入党入不了，很压抑。我曾两次报名当兵，政审都通不过。第二年就绝望了，觉得一辈子完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痛哭流涕的，甚至……当时绝望了。转机就是招工。当时我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知道这个信息比较早。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十几年都没有招工了。消息是大队会计告诉我的。本来让我接替他当大队会计，他不想让接替，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说你赶快去找找村支书和大队长。于是我就买了一盒烟，支书吸了一支烟，大队长吸一支烟，等于说同意了。我就去到煤矿当工人。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但还不甘心老当工人，就写东西。

　　我写东西从农村就开始了。初中毕业后当回乡知青，觉得干活也没啥出路。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播放批判稿。我一听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从来没听到我们刘庄店公社的人写，我说不妨写一篇试试。当时投稿邮寄不要钱，就借个信封、剪个角，寄到县广播站。名字前面注上“贫农社员”，不这样注的话人家不给广播。没想到，几天后就听到县广播站的广播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然后接着写了好几篇。这下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然后就参加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机会。

　　1970年到了矿上，我也发挥了这个特长。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我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我来组织，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认识这么多女孩子。

　　如同改变不了梦境一样改变不了对故乡的记忆

　　草地：在您的作品里，经常使用了一些豫东方言，比如《女工绘》中“母鸡嬎蛋”“支奓起来”“光棍眼子”等词汇。地理场景也是广袤的中原地区。故乡在您的创作元素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刘庆邦：我的故乡河南沈丘，从大的地理环境讲属于淮海大平原，它是我的地域文化源。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包括童年记忆、方言，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

　　有一年解放军艺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他们请一些作家写一些地域性的作品，池莉写《武汉故事》，阿成写《哈尔滨故事》，我写《河南故事》。我在序言《改变不了的梦境》里讲：一个人做梦不当家，不知道会做什么梦。你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梦境。我已经到北京40年，但是我现在做梦还是梦到老家，还是梦到我小时候。梦见姐姐、妹妹都还没有出嫁，梦见在老家推磨，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梦见刮大风，我爬到房顶上去压住被刮起来的草。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每次做梦，母亲身体都还是很好的。这就是童年的记忆，想改变是不可能的。它像血液一样在你的骨子里。如同改变不了血液一样改变不了童年的记忆，改变不了你对故乡文化的记忆。所以每一个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从故乡文化出发。比如说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周大新写南阳，我写的都是豫东大平原的生活。

　　基层平民永远是我的审美对象

　　草地：您说过作家要写深切的生命体验。

　　刘庆邦：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往往选择写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深切的生命体验。托尔斯泰说过文学有三个要素，第一要写最深切的生命体验。第二要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目光。这指一个作家的思想性。第三要找到自己的语言。他强调了体验、思想性、语言，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写生命体验最难忘的、最深切的东西。

　　我一开始也写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女工绘》的素材在我心里放了几十年，终于还是把她写了出来。

　　我写的东西大多是基层劳动人民，或者说平民，比如工人、农民、矿工，比如城市平民、打工者，像保姆、手艺人等。我对他们有兴趣。他们是我的审美对象。看到吹糖人的，我也站那儿看看。捡废品的老人，我也会关注一下。到城里卖荷花的、卖蝈蝈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有时听见路边拉坠子胡的，是河南乡音，我会站在那儿听一轮，然后往茶缸里放点钱。这些人能触动我。因为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在农村长到19岁，后来去井下挖煤，这些都是最基层的生活。因此我对普通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从来不写官场、现代职场，也不写娱乐场。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不是我的审美对象。跟他们好像有一种隔膜性的东西。我一动手写就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女工绘》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普通的矿工。

　　我的勤劳来自母亲的基因

　　草地：您著作等身，一定有一般人做不到的勤奋。

　　刘庆邦：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谈到自己有两点优势，第一个是人生经验的优势。我出生在1951年，很多事情我都经历过。我又有当农民、矿工的经历。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家遇到了一些瓶颈。所谓瓶颈就是资源用完了，没什么可写的了。我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时候我还在写最宝贵的人生经验，创作资源丰富。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比较勤奋、勤劳。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遗传基因。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懒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家务活从来不干。底下还有个妹妹，放羊的事都是妹妹干。我的任务就是读书。恋爱、结婚之后，写作之后，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我身上发挥出来。我每天四点起床写东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更对自己的勤奋和意志力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战胜自己。跟农民种地、矿工挖煤一样，不怕失败，不怕别人说自己写得多。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

　　李洱说我还有个优势，就是记忆力特别强。他说莫言看了我一篇小说，特别赞叹说：记忆力那么好，好多事我都忘了，看了刘庆邦的小说以后又重新唤起了记忆。莫言谈了一个细节：一个女的买了一辆自行车，舍不得骑，就把自行车包起来、缠起来。他说他都忘了，看到我的小说又想起来了。看来我的小说能激发别人的记忆。

　　说我记忆力好，我也没承认。每个作家记忆力都好。记忆力不好肯定当不了作家。这是作家的共同优势。记忆力是作家的第一性，因为写作是一个回忆状态，肯定要调动自己的记忆。有些记忆，不写的时候处在沉睡状态，一旦写了，就会被唤醒、被激发，从无效变成有效。

　　勤奋特别重要。勤奋来自一个人的意志力。人有三种基本力量：体力、智力、意志力。这三种力量是相辅相成的，谁离开谁都不行。平常人只重视体力和智力，对意志力重视不够。其实，意志力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关键。意志力就是战胜自己。

　　想为“短篇王”摘帽

　　草地：说您是短篇小说之王，您还想摘帽？

　　刘庆邦：我一直想摘帽，摘不掉。我在北京或者外地参加活动，别人一介绍就说：这是我们当代的短篇小说之王。我从来没有得意过。不舒服、不自在。有时候说不敢当，就是写得多而已。我不想拿这个“短篇小说之王”来说事。我对记者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激励、抬举，自己千万不可以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拳击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写小说没有“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王”和“亡”是同音。谁要当“王”，谁就离灭亡不远了。我说得已经非常严重了。所谓“短篇王”，就是一个纸糊的高帽子，雨一淋，纸就泡汤了；风一刮，帽子就随风飘走了。我想摘掉这个帽子，可是摘不掉，传得还越来越广，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有时候我说我的长篇和中篇写得也不错呀，光说我的短篇，把中篇和长篇都遮蔽了。要说影响，中篇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神木》拍成电影《盲井》以后，翻译成很多文字，影响很大。我已经写了12部长篇，2017年出版的《黑白男女》得了中国好书奖、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2019年出版的《家长》被《长篇小说选刊》和《当代》评为2019年全国五佳长篇小说之一，并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但是仍然被称“短篇王”。

　　最近我追溯一下“短篇王”的帽子命名从哪儿来的。最早是王安忆说的。她在《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序言里说：“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她这句话也有排他的意思，但她没有说我是“短篇王”。

　　李敬泽说过：“在汪曾祺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他的短篇显然是越写越好。”

　　最早说“短篇王”一词的是“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老师。2001年，短篇小说《鞋》获得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短篇小说《小小的船》获得了《中国作家》杂志的精短小说征文奖，从绍兴回到北京第二天就领了这个奖。领奖时，崔道怡老师代表评委点评发言。当听到他说“被称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时，我吃了一惊。后来，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写了一篇文章《致刘庆邦的一封信》，发在《文汇报》上。张锲说：“当听见资深编辑家崔道怡同志说你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连我这个一直用亲切的目光关注着你的人也不由得吓了一跳。”这些都非常确凿地证明，第一个说我是短篇小说之王的人是崔道怡。从此就传下来了。

　　把这个来历说出来有史料价值。我首先要感谢崔道怡老师对我短篇小说的肯定。如果没有他的肯定，也许我写着写着就不写了，也许我也去弄电视剧去了，也许去干别的挣钱的事情去了。我要对得起崔道怡老师的评价，不辜负他的希望。所以短篇小说我一直在写，迄今为止已经写了300多篇、300多万字，出来12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

　　我写了300多篇，没有一篇废稿。有退稿，没有废稿。比如先给了一家，没采用，又给另外一家，发了。没有砸在手里的。

　　好多作家遭遇了退稿。我的第一篇是1972年写的，1978年发表。因为没有刊物可发，都停了，一直放了6年。我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说不错，就没舍得扔，放在一个破箱子里。之后就没再写小说，写新闻报道去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各地的刊物开始办起来了。我看到《郑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突然想起来我的小说。翻出来看看，纸都脆了，字迹也有点模糊了。看了一段，有点感动，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还更好，于是重新抄一遍，润色一下，就近寄给《郑州文艺》。《郑州文艺》收到以后，先外调、政审。那时候正揭批“四人帮”，如果我是帮派人物还不能发。矿上宣传部给我写了一纸证明，证明我没啥问题，然后发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的头条。《面纱白生生》，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现在想想，像写好人好事，但写得挺动感情。很简单的一篇小说，好在是写我熟悉的生活。

　　等于说一开始我的路子就走对了，没有走弯路。从此就写开了，然后就调到北京来了，很幸运。煤炭部当时有个刊物《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毛主席的话。后来改成《煤矿工人》杂志，再后来就变成《中国煤炭报》。我在报社干了十九年，副刊部主任就当了十年。

　　草地：在媒体工作期间是不是写了大量作品？

　　刘庆邦：那时候写得不多，上班，哪有时间呀。白天一天开会，有时候看大样。我编稿子都是红毛笔编。上班一天，晚上没精力写。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先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一天写一点。

　　2001年，正好五十岁，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正想写东西的时候，北京作协要进专业作家。刘恒我们俩一块去的。刘恒、刘震云，我们被称为“北京三刘”。刘恒主要是影视，震云一边写小说，一边跟冯小刚合作写剧本。只有我自己没有涉足影视，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终如始。虽然挣不到啥钱。

　　草地：如果涉猎太多领域，是不是不太容易做到极致？

　　刘庆邦：一旦去了影视就很难再回来。思维不一样。刘恒跟我说：你好好写你的小说就行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回不来了，一写就是影视思维，画面、对话，表面化。小说创作是心灵化的，表现的是内心世界。

　　读书有“无用之用”，也有实际用处

　　草地：《女工绘》中写男主人公魏正方从学校图书馆“偷书”的情节是真实的吗？

　　刘庆邦：那不能算作偷，太难听（笑）。以前还有人烧书呢，学生一人抱一大摞书到街上去烧。什么毒草！凡是外国的文学作品都是毒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说成毒草。我那些同学，打着红旗，走到街上，书往那儿一堆，撕撕就烧了。图书馆也没人管了。然后我自己就拿一些书。

　　草地：是您救下了那些书。

　　刘庆邦：也可以这么说吧。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青春之歌》，印象非常深。有人问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我说有用，有“无用之用”。读书对人的气质、素养产生影响。读书也有实际用处，《青春之歌》对我的激励就很大。林道静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袭白裙，带着乐器，自己坐火车去北戴河。写得真美。“文革”大串联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好多人都不敢出去，父母也不让出去，我就想起林道静，人家一个女孩子都自己出行，于是就非常勇敢，不但到北京，还到了南方。

　　到煤矿工作后，没带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铺盖卷儿，就是卷在铺盖卷儿里的一些书。如果铺盖卷是一棵白菜的话，那些被视为宝贝的书就是“白菜心儿”。在赶赴煤矿的路上，“白菜梆子”有可能被雨淋湿，“白菜心儿”不会被淋湿。宁可不盖被子，也不能没书看。这个细节在《女工绘》里也有描述。

　　草地：《女工绘》中有读《红楼梦》的情节，魏正方把《红楼梦》带到矿上是真实的吗？您对这些女孩子的悲悯之心，与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怜惜之情是否有一定关系？是否受《红楼梦》的影响？

　　刘庆邦：这个细节是真实的。我带到矿上的书有《红楼梦》。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红楼梦》。它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部好作品。我读了好几遍。第一遍我不读那里面的诗，后来觉得诗越读越好，《红楼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好多诗我都会背。我用小楷把诗歌抄下来，一边抄一边记。

　　《红楼梦》的诗意化程度非常高，是一个高峰。现在我们之所以达不到那个高峰，就是因为对诗的造诣没那么深。《红楼梦》里的诗歌跟人物、情节、细节完全融合在一起，跟文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是分离的。比如流水填词，一个人填一段。《红楼梦》中的每一个女孩子性格都不一样，黛玉比较悲观，“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宝钗是“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跟黛玉完全不同。它的诗歌跟人物性格、命运融合在一起。《金瓶梅》里面也有诗，写一段就有个“有诗为证”，跟文本是分离的状态，以诗来证明它的内容。

　　我把《红楼梦》带到矿上，他们很稀罕，也成了一条罪状。当时《红楼梦》也是大毒草。你还敢看，还敢借给别人！对我人生的影响都挺大。

　　读书也需要天分。好多人说写作需要天分，其实读书也需要天分。有些人天生就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就是看不进去。我向矿区一同事推荐《红楼梦》，他问我《红楼梦》好不，我说当然好啊。我把《红楼梦》的第一册拿给他看，但他就看不进去，觉得太琐碎了。其实他没有耐心，静不下来心，欣赏不了那种细致之美。过段时间我问他看了吗，他说正看着呢，刚看个开头。过一段时间我再问他，他还说正看着呢，其实就是没兴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算了，别再把我的书弄丢了，我就找人把书从他的床头拿走了。后来问他，他还说正看着呢。我心想你看什么，我都拿走了（笑）。后来跟他要，他说找不着了。我说你得赔我。他说好，到时候给你买一套。说明他就读不进书。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我悟出，读书也是一种能力，读书也需要天赋。有人觉得读书是个享受，走神儿，放飞生命。有的人就读不进去。我这辈子就是命该享受好书。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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