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50年坚守，把大足石刻“搞热闹”了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大足石刻‘搞热闹’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说。今年已85岁的他白发苍苍，重庆口音浓重的话语里饱含对大足石刻的深情。郭相颖37岁时与大足石刻结缘，从无水无电独自守山，到见证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陪伴大足石刻已达半个世纪之久。对此，郭相颖总结道：“中国石窟寺保护70年，我在其中50年，可谓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结缘——

　　23.25米的手绘石刻长卷

　　1974年春天，当了10年教书匠的郭相颖被调至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那时大足石刻寂寂无名，大部分重庆人都不知道大足县里还有这样一份瑰宝。

　　当地人以为郭相颖是“被贬”至此，把他看作“守菩萨”的人。“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小铺盖卷，顺着烂泥路到山上去，那时候文物保管所周围没有住户，条件艰苦，每天要担起水桶，去有清水的地方接水。有时早上洗脸的水，还要留到晚上洗脚。吃饭的柴米油盐，也都要自己从城里背上山。那种情况下，文物所仅有的两个同事各守一座山头，真有点‘青灯古佛旁’的凄凉。”回忆起当初的日子，郭相颖打开了话匣子，“但上山后我就‘生根’了，我能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里雕塑的艺术感染力。”

　　旁人眼中难以忍受的艰苦寂寞，却让郭相颖无比快乐。他年轻时就喜欢画画，精美的石窟雕塑对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也给了他极大的动力。每天早上，郭相颖都习惯在北山石窟走一遍，巡查石像是否有损坏。久而久之，一开始对大足石刻也不甚了解的郭相颖，对大足石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郭相颖说，当时自己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

　　大足县文管所保存了3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大足石刻志略》，纸张已经泛黄，墨迹也晕染开了，却成了郭相颖了解石刻的启蒙读物。读完之后，郭相颖为大足石刻感到特别委屈，他在北山安定下来，这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让全世界都认识大足石刻。

　　目标远大，始于足下。1980年，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四有”档案，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这可难坏了郭相颖，没有相机也没有测绘仪的他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手绘。1米长的木直尺、断掉的20米皮尺，成为郭相颖和同事仅有的工具。但他和同事不辞辛苦，白天爬上爬下地丈量换算，晚上再借助油灯的光亮绘图。当时点的是煤油灯，郭相颖的鼻孔都被熏黑了。

　　3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笔一画地绘出了一幅23.15米的长卷，包含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等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此时的郭相颖没有想到，这幅手绘长卷会成为未来大足石刻申遗的大功臣。

　　申遗——

　　“管了5万多石头人”

　　1984年，郭相颖升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等方面的工作。6年后，县里干部调整之际，他却请求回县文管所工作。他的理由只有一个：竭尽全力帮助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

　　当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郭相颖成为首任馆长，与石刻再续前缘。他开玩笑说，自己这辈子是“管了5万多石头人”。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为此，郭相颖推动开展广泛宣传，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得到彻底整治。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坐在现场的郭相颖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颖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来证明大足石刻的价值。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终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颖说。

　　如郭相颖所愿，大足石刻成功申遗后，国家文物局以及重庆市相关单位持续加强对其保护利用的力度，包括开展煤改气、排污系统改造等环保工程；颁布实施《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为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等。

　　坚守——

　　把“老古董”变成“新文化”

　　郭相颖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要为大足石刻工作一辈子”是他的信条，也成为他的人生注解。退休后的他，依然在研究石刻，发表了不少关于大足石刻的文章，成册出版的书就有两本。

　　研究了石窟艺术一辈子，郭相颖仍有遗憾，他认为“国宝不少、欠账太多”。谈及目前国内石窟保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郭相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石窟保护的一大短板就是石刻的风化。“石刻面积又大又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石窟艺术跟保存在博物馆的藏品大不一样，纯粹的库房管理、陈列式的保护手段远远不够。”郭相颖建议，应从历史的根源上去研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持原貌”，可以认真评估新材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现在国家对文物越来越重视，从事文物工作环境和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现在我们大足石刻研究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好得多。”郭相颖感慨，时代在进步，政府对文物保护利用的投入不断加大，成效显著。据介绍，近年来，大足石刻升级安防系统，实现了宝顶山等重要区域的全方位视频监控覆盖；建成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实时采集大足石刻所处环境的气象、微环境、岩体稳定性等18项监测数据，对大足石刻进行“日常体检”，以大数据支撑文物保护，由“抢救”逐渐转向“治未病”。

　　“之前凡是有大学生来，我首先就让他上山。我说：‘你先上山去，把你工作的对象认清楚了。’这个做法现在也继承了下来，新来的同志会去文物点，实地亲身体验文物保护。”郭相颖给新人提出的学习任务，一直被沿用至今。郭相颖还常常对年轻同志强调：“做文物工作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板凳要坐十年冷，搞文物工作要踏踏实实。有时查资料、查文献，一个字就要耽搁一两个月，切忌浮躁。”

　　最近热播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万里走单骑》中，郭相颖带着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走进大足石刻北山，领略大足石刻的美。郭相颖说：“我这一辈子能从事文物工作，能守着大足石刻，见证它从默默无闻到为世界所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我们这一行，是把‘老古董’变成‘新文化’，要讲好大足石刻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文物对于文化自信很重要。要晓得中国从哪里来，就要学习古代的历史，而这些必须要用文物来证实。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为我们传承文明、构建未来之路奠定了基石。”

　　如今大足石刻景区的游人如织，离不开遗迹守护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奉献和对中华文化的坚守。郭相颖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五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传承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精华，还有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精神。

　　（记者 李琤）

　　转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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