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浪里的夜莺——专访配音艺术家丁建华

　　丁建华，一级演员兼译制导演，上海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千余部(集)影视译制片中担任主创。

　　她总是那么情绪饱满。从打谷场开始，到译制片录音棚，到朗诵晚会的现场，丁建华告别一个又一个舞台，也登上一个又一个舞台。

　　去年，有形的舞台一度关闭了。疫情暴发之际，她在家里用手机录音，用声音给看不到的人们带去慰藉。没有看得见的台中央，但丁建华知道，只要有心，就有舞台，更何况她有主角——自己的声音。

　　而今一度，舞台幕布重新拉开，她再度活跃于聚光灯下，在古诗词诵咏会上，在嘉兴南湖畔，以声传情。

　　不久后，她还将登上上海图书馆“文史大家讲坛”，从声音的魅力入手，构筑语言艺术所织就的想象空间。当年崇明岛上的那只“麦浪里的夜莺”，双翅依旧有股劲。

　　用语言来描写丁建华是难的。

　　因为选择纸面文字就意味着失去了捕捉丁建华最有特色的部分：声音。

　　她那富有特色的声音，似乎从来不知倦怠，总是带着勃勃生机，像一个肌肉紧实、踢腿如内置弹簧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入房间，然后才是她这个人走进房间。于是，声音有了具体的形象：她的色彩斑斓的衣服、反应敏捷的动作、剪得很短的头发下富有表现力的脸部五官，还有急切的行动速度，变成一个整体呈现出来。

　　但在这一切之中，还是声音占据主角。

　　你没办法在谈话时不被她的声音牵着走。她的女高音不需要启发就能滔滔不绝，甚至也不需要提示，但她不断用眼神鼓励你提问，等待着提问可以让她表达。一旦她畅快地开口，其他人就很难在她迅疾的语速里插进话。

　　她说，她在孩提时，在位于上海郊区的崇明农场的家里，曾挥舞着桌上的抹布，用普通话广播员的咬字方式，字正腔圆地向正在埋头吃鱼的弟弟宣布：“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站到舞台中央去！我一定会出现在银幕上!”

　　没有人知道，这个在乡野间长大的小女孩的野心从何而来。

　　但她做到了。她没有成为用肢体表演上台的演员，但她的声音，如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长时间占据了老中青三代电影、电视观众的心。她的朗诵，也总是能在各种场合被听到。大部分人，都是先认识她的声音，再开始知道她这个人的。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句话，用来形容丁建华，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那天，采访结束，丁建华夫妇起身送记者到电梯口。就在电梯快要关门的瞬间，丁建华扶着门框倾身过来，眼睛闪闪亮亮，脸上盈盈带笑，丝毫没有连续几个小时谈话的倦意。只见她以指尖快速触唇，口诵“亲爱的，再会吧”，一边送出一串响亮飞吻。

　　关门后，安静下来的电梯厢一层一层楼往下。

　　没有进入电梯的丁建华，用非常丁建华的方式，把她的声音送进了电梯。这份丁建华的热情，占据了整个电梯厢。

　　食堂

　　丁建华知道自己声音好听，是一直隐隐都有的自信。

　　但明确知道自己的声音能登大雅之堂，是20岁出头时从军经历给予的肯定。

　　20世纪70年代初，丁建华在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担任演员。与大海为伴的军旅生活，严格中自有一种浪漫。部队里许多能写诗著文的军人，对着大海直抒胸臆，几年里写就一沓诗稿。为此，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打算推出一档节目，每天午间朗诵这些海军的诗。请谁来念呢？挑来挑去，在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电台编辑挑中了丁建华。

　　这段去电台录音的经历对初出茅庐的丁建华，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她至今记得，录制完节目回到部队后，自己一直都按捺不住地等待节目播出的时间。终于到了开播日，在部队每天的午餐时间，与她要好的几个士兵，预先带了各自的半导体收音机到食堂。一看开播时间到，大家一起按下电源钮。整个食堂被声音充满了。所有来打饭准备就餐的官兵拿着餐盘驻足聆听。空间里回荡着的，全是丁建华朗诵诗歌的声音。

　　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和自己听自己录制下来后又经电台编辑后播放的声音，是迥异的感受。在6年的军旅文艺生涯中，作为话剧队的演员，丁建华相继在《枫树湾》等十几部话剧作品中成功扮演了小男孩、老太太、民兵连长等人物，也曾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过小常宝。为此，她一直受到嘉奖。但如今回想，却没有一件事，像食堂这一幕这么令人印象深刻。

　　这么想来，23岁这一年，她离开部队，顺利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正式成为一名配音演员，似乎是对她声音表现力的再一次官方认可。

　　进厂头两年，丁建华配音的，都是年轻开朗的姑娘，算得上“本色演出”。因此，为几部译制片中的角色配音，都很顺利。等到要译制英国影片《苦海余生》时，丁建华第一次触摸到自己声音的局限。

　　等着丁建华配音的《苦海余生》里的丹尼思，是一位教授夫人，是有教养的中年贵妇，纳粹法西斯的迫害，破坏了她那优裕、宁谧的生活，使她蒙受着从未有过的屈辱，甚至生命也面临着严酷的威胁。在精神上，她遭受了剧烈的震荡和冲击，她的内心世界是极其虚弱、惶遽的；而她的身份和教养，又使她不能不保持外表的镇静和尊贵。

　　录音之前，丁建华尝试对角色进行揣摩，做了些准备，可是进了录音棚，却是哪里都配不好，越乱越急，越急越乱。有的同志为她惋惜：“小丁怎么变傻了？”影片译配完毕，听着自己那“云山雾罩”的配音语言，丁建华两手攥着汗水，头抬不起来，自己也觉得不返工不行。

　　原来，不仅是普通话咬字清晰就行的。原来，不是声音清亮脆甜就够的。如何用声音去诠释角色的复杂内涵，甚至如何用寂静塑造声音，丁建华学着入门，也在《卡桑德拉大桥》女主角詹尼弗、《老枪》女主角克拉拉、《远山的呼唤》女主角民子的角色切换中，体会不同的人生。

　　这些角色，在国门初开的观众心里，激起难以言喻也难以企及的震撼。这一代配音演员的声音，也就此被镌刻入一代国人的记忆深处。

　　麦浪

　　在去部队当兵之前，丁建华的生活简单极了。

　　因为父亲丁树森是崇明新海农场场长的缘故，家就设在田野四绕的环境里。所以，虽然说起来丁建华是出生在大都市、户籍是上海的姑娘，但她整个少年时代，是在农田里摸爬滚打长大的。远离尘嚣，给了这个山东籍南下干部的长女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爽。

　　在一位崇明知青的回忆里，记录下了丁建华父母的形象：

　　“记得有一年五一节，我有事去场部，遇到了场长丁树森。他操着山东口音叫住我说：‘中午来我家吃饭。’‘请我吃饭？’我纳闷地跟着进了他家。老丁说：‘中午请你吃牛筋……’我诧异地睁大眼睛说：‘牛筋怎能咬得动？’他笑着说：‘老平阿姨已用木柴煮了两个多小时了。’说着他盛了一碗红烧牛筋，‘嗯，好香’，我使劲耸了耸鼻子，咬了一口，酥脱脱的，味道不错，我惬意地闭上了眼睛咂了咂嘴。我一口气吃了三碗米饭，这是我第一次吃牛筋，也是记忆中在农场品尝到的最美味的菜肴之一。”

　　丁建华不止一次听父母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

　　1949年，跟着部队南下解放上海的军人干部丁树森遇到了上海的进步学生平惠珍。还是少女的母亲为部队在郊区带路，一时激战起来，父亲把母亲一把塞到马肚子下隐蔽。母亲透过热乎乎起伏的马肚子，看着枪林弹雨中冲锋的父亲，就爱上了他。

　　20世纪60年代初，跟着丁树森到崇明安家后，不谙家务的平惠珍学会了农活。她学会了杀鱼，学会了做衣服，学会了纳鞋底，学会了用木柴慢慢收拾一锅红烧牛筋。

　　丁建华也学会了跟着母亲去路边拾柴、去河边淘米，随波而来的小鱼一条一条多么可爱，有的只有手指粗细，捕捞上来，晚上用咸菜煨这样的小鱼吃，多么可口。

　　等长大一些后，丁建华会割芦苇，和大家一起挖泥开荒。丰收季节，麦浪滚滚，丁建华和农民们一起去田里收割。忙完农活后，大家在打谷场上休息，有人叫丁建华唱歌。

　　唱歌就唱歌，丁建华是巴不得大家叫她。她站起来就唱，散发着麦香的场地上，农民们眯着眼睛看着场长的女儿又唱又跳，私下里用崇明话叫她“小夜莺”。

　　空旷的打谷场，成为丁建华人生中第一个舞台。

　　丁树森的四个孩子都在农场长大，但学崇明话最溜的是丁建华。丁建华可以用一口崇明话和崇明人吵架不落下风。这两件事，冥冥之中已经暗示，这个女孩要吃开口饭，这个女孩有学习语言的特长。

　　“熊猫”

　　爸爸说山东话，妈妈说上海话，邻居们说崇明话。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长大的丁建华，在小学时代遇到了坚持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语文老师方老师。

　　方老师对学生们要求严格，规定孩子们必须打下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方老师的一口普通话这么好听，这也是丁建华第一次在现实生活里听到真人说这么好听的普通话，她一下子着了迷。回到家，丁建华就抱着收音机里的广播节目听个不休。

　　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如此痴迷于广播节目，便攒钱为丁建华买了台熊猫牌收音机。从此，丁建华便经常趴在收音机旁，出神地聆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上瘾地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广播剧场等节目。当时，她特崇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叫陈醇的播音员，发觉连他播报天气预报的声音都是那么的动听。

　　1967年，有一天，丁建华和妈妈去公路边拾柴，走到一座桥上，见远处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人们正围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同志。只见那老同志被强按着头颈，头上戴着用铁皮做的高帽子，胸前悬着一块沉重的木牌。直到车从母女俩身旁开过时，丁建华才看清那老同志的脸。“爸爸——”她丢下手中的柴火，跟着那辆卡车狂奔起来。

　　那天，爸爸被弄断了四根肋骨，直到傍晚，才被人抬回家里。丁建华一下子扑在爸爸身上。但爸爸说：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夜莺，唯恐大家不叫她唱歌的女孩沉默了。这一刻，她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想着父亲说的“坚韧不拔”，她走出小岛，当上战士，成为演员，学着去演绎她熟悉或不熟悉的生活里的故事。

　　1981年元旦前夕，作为农场子弟，已经是知名配音演员的丁建华，“应邀赴崇明新海农场职工子弟学校同师生团聚，介绍她走过的成长道路”。

　　在崇明新海农场职工子弟学校举办的报告会上，丁建华介绍了电影厂译制外国影片的有关情况和自己走过的成长道路。她感慨地说：“今天你们的学习环境、条件比我当时要好千百倍。希望大家珍惜宝贵的年华，从小打好基础，将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麦浪依旧，花草都相似。时间先是一年一年过去，然后是十年十年过去，农场里人事变迁，打谷场上唱歌的童年已逝，河边捕鱼的小孩又换了新的一批。

　　把耳朵贴在收音机外侧听人讲话的丁建华，走出小岛，走入市区，走了很久很久的路，最后，成为在收音机里侧讲话的那个人。

　　舞台

　　丁建华像琢磨一个乐器的乐手一样，琢磨自己的声音。

　　在当译制片演员期间，有的老前辈告诉她，要笑得好，就要练好“底气”。她于是常常跑步、打球；有的老同志告诉她，要笑得好，有个技巧问题。于是她常常对着镜子练口型、练呼吸，控制各种笑的节奏和音量；有的老同志告诉她，笑有个情绪问题。于是她经常凑热闹，遇到可笑的场合就“踊跃参加”。一个时期，无论在家里还是厂里，她经常独自发出各种各样的笑，有时在夜间睡梦中也会纵声大笑。

　　配音前辈还热情地指点她：可以从卧躺着练起，逐步坐起来，直至站着笑。丁建华依照这“卧—坐—立”的要领，夜以继日反复练习，并仔细地把练习中的感觉、体会记在自己专备的“练功本”上，不断地加以总结、提高。

　　一次，为了囤足“底气”，配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丁建华还特地让丈夫陪同上乔家栅饭店突击“干”了一瓶啤酒，然后一路笑回厂。同志们一见她回来，立即打开录音机。

　　此刻，录音棚里众人平心静气，忽听得一阵阵“嘿嘿嘿……咯咯咯……哈哈哈……”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声从小丁的肺腑中发将出来，正与原片中的人物笑声吻合。像童年时对弟弟承诺的那样，她的声音，包括她的气质，随着影片里的人物的音容笑貌，站在了荧屏上。

　　丁建华像爱惜一件宝贝一样，珍惜声音的艺术。

　　女儿16岁那年，丁建华鼓励女儿和自己一起参加《狮子王》动画片的配音。女儿为狮子王辛巴小时候配音。可任凭丁建华怎么“诱导”，女儿都不喜欢配音。准备高考的女儿对母亲说，以后没有人再会看译制片了，“谁会像你那样看重声音的艺术呢？”

　　丁建华气得大叫：“不许你侮辱我的职业！”

　　翌年是1997年。这一年，丁建华的父亲，原上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干部丁树森逝世，享年72周岁。

　　父辈故事的落幕，也让丁建华再一次想到爸爸当年对自己说的话：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再为译制片里的角色代言的丁建华，越来越多地活跃在朗诵的舞台上。丁建华有三百多度的近视，遇到大型活动，朗读时她尽量不戴眼镜，怕舞台灯光打在镜片上，影响演出效果；也不戴隐形眼镜，因为常有泪水夺眶而出的时候，“那眼泪是涌出来的，隐形镜片被喷出去了，我上哪儿找去？”

　　她还是那么情绪饱满。从打谷场开始，到译制片录音棚，到朗诵晚会的现场，丁建华告别一个又一个舞台，也登上一个又一个舞台。

　　去年，有形的舞台暂时关闭了。新冠肺炎病毒导致的疫情暴发之际，她在家里用手机录音《这一个春天，很痛》：

　　“我们在疼痛中迎来春天/我们在春天里承受疼痛/敬畏天地、善待生灵/大自然，才会回馈健康与安宁/痛定思痛的泪水/涤荡着贪婪和愚昧/人类，岂能将潘多拉魔盒/再一次次地启封/历史，会永远记住——”

　　她用声音给看不到的人们带去慰藉。

　　这一次，没有看得见的台中央。但丁建华知道，只要有心，就有舞台，更何况她有主角——自己的声音。

　　而今一度，舞台幕布重新拉开，她又活跃于聚光灯下。在古诗词诵咏会上，她用声音倾诉悲欢；在嘉兴南湖畔，讴歌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历程。

　　不久后，她还将登上上海图书馆“文史大家讲坛”，从声音的魅力入手，构筑语言艺术所织就的想象空间。当年崇明岛上的那只“麦浪里的夜莺”，双翅依旧有股劲。

　　转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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