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晓声：我不信“他人皆地狱”

　　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

　　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大千世界中，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能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梁晓声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中，借助书中几位女性发出的疑问。这也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新长篇，写的依然是平民的人间正道。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命运不可违拗，但人的奋斗仍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从写知青小说开始，梁晓声就是行动派、奋斗派，也是冷静派。他总是在小说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最伟岸的身影。他说：“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梁晓声说，作家永远写的是“他者”，于是也就成了时代的书记员。年过七旬的他正在有准备地退场，他的笔下已经记录了一个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一个80后女性的成长故事，为什么选择用第一人称？会不会有性别和年龄带来的“代沟”？

　　梁晓声：我经常用第一人称写作，像之前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我是对人生的写作，第一人称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问题。

　　《我和我的命》不是传记也不是报告文学，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要虚构这样一个女性，无非就是用“她”，或者用“我”。用“我”，在叙事上可能更走心、更有代入感。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经验上、或者说技术性的选择。

　　当然，写作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如果用“她”，对心理描写可能会自如一些，我就可以像一个讲解员一样去描写一个虚构人物；用“我”，就要考虑一个80后女性的语感，如果读者看出别扭，那就是我没写好。

　　中青报·中青网：那为什么选择80后这个年龄段？

　　梁晓声：之前，一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就是社会稀缺人才，但到了80后大学毕业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那个年代都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女性话题颇受关注，你是否认为女性的性别，让她们在现实中更加艰难？

　　梁晓声：古今中外，我觉得女性都可能更艰难一些。比如我小时候，大部分母亲们是不上班的，在家里“持家”，这份担子不轻。当时普通家庭里的父辈工资都少，每一个母亲都要学会精打细算，还要抚养老人和儿女。甚至在我看来，女性肩负着社会不坍塌下来的支柱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从写“知青小说”到现在，你在作品中对女性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晓声：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建筑工人，先在东北的“小三线”，后来又到了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从小我就看到了母亲们的不容易。我没有写过太不好的女性形象，可能和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从前女性不上班，这导致她的家庭地位一直低于男性，从内心可能会生出一种自我矮化，所以我对中国的女性是既同情又尊敬。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我和我的命》中提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有“三命”，那我们是否会受制于这种“关系”和“命”？比如书中提到的“老家亲戚”带来的一些烦扰。

　　梁晓声：父母、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出生于什么家庭、有哪些亲戚，是男是女、样貌如何……这些无从选择，能选择的是对这些没得选的“社会关系之和”的态度。

　　态度可以分为几种：有一种不需要你操心，你好他也好；有一种是你自身有能力去相助；还有一种是你没有能力相助。对于有其心无其力的人，我是同情的，不能让青年面临这样的重压；而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去帮助家人，我也是有敬意的。

　　所以，首先还是判断你有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亲情扶贫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把手足间的抱团取暖当成生命的一部分，能做到会是愉快的。有的影视剧纯粹是为了激化矛盾，强调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中青报·中青网：李敬泽说你永远在写“平民的正道”，什么是“平民的正道”？

　　梁晓声：这个也可以叫做“民间的人文”。人文两个字，在庙堂是一回事，在民间是不同的一回事。首先，我们要承认民间有人文，不然我们和牛羊无异；但它又区别于知识分子的、庙堂的、权力场的人文；最重要的是，如果民间的人文垮塌了，一切就都垮塌了。在民间的人文中，“仁义”两个字非常重要。以前老百姓不识字，但如果夸一个人“仁义”，那就是至高的评价。民间靠它，树立起了人之为人。

　　中青报·中青网：知青小说源于你多年的生活经历，《我和我的命》似乎和你的个人生活没有关系，在写作时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梁晓声：不是没有关系，是关系太密切了。我自己的儿子就是80后，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女儿也都是80后，他们的同学还是80后。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会看一些学生的档案，关爱一些家庭可能有困难的学生，在和他们日常接触的时候、谈起择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些。所以，我对80后一点也不陌生。

　　我并没有为这部小说特地去做什么体验，可能我有一个优势，就是对社会介入很深。我不是书斋型的作家，不是一个仅仅生活在作家圈子里的人，也不仅仅生活在文学中。我曾经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写《我和我的命》之前，还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过劳死”的短文，所以这些都置于我对社会扫描的视野之内。

　　我对作家的概念：第一，人类有一个古老的良习，就是阅读，而作家是为这一良习服务的人；第二，作家不断写形形色色的“他者”，给形形色色的“他者”看，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也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第三点很重要，因为你写形形色色的人，你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书记员，你总是在观察、在感受，而且你的感受是投入情感的。所以，我的写作在写什么上并没有瓶颈，只受限于自身写作的水平。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梁晓声：在我的同代人中，我觉得大家都写累了，我也写累了。我一直用笔写，我的颈椎病也很重，所以更多时候是想退场。但头脑中又不断会有新的题材闯入——我在克服这一点——然后还是要转身走人。可能明年你还是会看到我的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写到生命最后一刻，而是我确实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做着离去的准备。如果再有作品出现，那是一个收尾性的工作。(记者蒋肖斌)

　　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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