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 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1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隆重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杨瑞龙、伍戈、张斌、张明、于泽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报告。
报告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一、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思想共识; 二、货币政策面临新挑战;三、金融危机后新政策工具;四、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框架思考;五、我国货币政策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
之所以选择“后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作为主题,原因有三:第一,自2008年之后人类货币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人类货币发展第一个阶段以商品货币为支撑,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正式进入不可兑换货币体系阶段,这一阶段产出与货币基本保持同步态势。自2008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放水时代,2008年至今经济平均增速2.5%,但是货币增速6.3%。第二,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核心主题就是货币政策空间大幅度减少。第三,以本次新冠疫情大流行为背景,展望未来,经济风险加大,对货币政策需求加大,未雨绸缪,货币政策思想要提前应对。
报告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2008年之前货币政策理论取得了哪些共识;2、2008年之后这些共识受到了哪些挑战?货币政策实践和理论作出哪些反应?3、中国经验如何与上述理论相互印证或结合。从这三个问题出发,报告主要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货币政策理论从真实票据原则到凯恩斯主义,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第二,在金融危机前,基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思想形成货币政策理论的一些共识。第三,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遇到空间不足问题,但是货币政策框架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第四,新货币政策工具收到了效果,副作用不明显,未来将纳入工具箱,打开部分政策空间。第五,货币政策策略从通货膨胀目标制到“弥补”型通货膨胀目标制,为自然利率进一步下行储备充足政策空间。第六,预期管理和央行沟通处在更加核心的作用。第七,强化非线性金融风险管控和财政政策融合。第八,考虑到结构性参数和制度基础,我国货币政策比较符合目前的货币政策理论,但也要加快推进改革。
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很多做法与西方所推崇的原则看似并不相同。我国更加强调要实施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加强预判,做好预调、微调。我国在各种利率期限上都设定了目标,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来形成收益率曲线。短期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OMO),中期是中期借贷便利,长期是LPR。同时,我国还有大量的结构性贷款政策。我们的这些做法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利率体系复杂程度也远超欧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这些做法是落后的,我们应该完全收敛到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上去。然而,仔细考虑前述货币政策理论的实质内涵,我国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最优货币政策原则的。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结构性参数和中国的制度基础,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货币政策实践,而是要将货币政策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经济结构方面,欧美国家潜在产出比较稳定,但是我国潜在产出波动性较高,我国的产出波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长期潜在产出的持久冲击,因此根据货币政策最优原则,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保持定力,不应该大水漫灌。
制度特征方面,我们之所以在各个期限上都设定利率目标,主要是考虑到了市场分割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引入市场分割因素来解释在2008年之后为什么需要量化宽松,即在调控的短期利率的同时,也要考虑调整长期利率。从目前的理论研究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适用于大规模依赖银行融资的国家,而这一点与我国当前的现状比较吻合。
另外,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宏观调控是在党的领导下,服从于更高层次的长期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人民银行的预调、微调是在党的领导下和长期规划下的预调、微调,与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所提倡的规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背后主要是基于长期的发展逻辑。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的很多做法都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政策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如何进一步化解市场分割,提高利率传导机制,如何在长期规划下,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如何进一步做好货币政策沟通,稳定市场参与者预期。
转自:中国发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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