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1988年，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五部大戏，《茶馆》压轴。时隔36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这一次，《茶馆》是头炮。

　　自从焦菊隐和夏淳导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在1958年首演，话剧《茶馆》和北京人艺成为一组无法切割的名词，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史里，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够拥有《茶馆》的地位——这是老舍的剧本和焦菊隐、于是之的演出构成的，更有北京人艺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水准的话剧艺术创作中心的权威性作为加持。

　　几年前，面对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引发的轩然大波，老舍的女儿舒济说了这样一句话：“剧作者已逝，剧本不会改变了，但舞台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当时，她也透露了一些罕为人知的细节：“从1966年至2016年底，在《茶馆》受到版权保护的50年里，老舍的家人并没有给北京人艺‘独一份’的授权。然而在那期间，没有任何创作者个人和团体提出要改编《茶馆》。”即使在北京人艺内部，林兆华导演获得“初代王利发”于是之的支持，在1999年重排了《茶馆》，现在观众看到的“二代”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都出自这一版，但这个演出版几年后被封箱。2005年，林兆华带着这批主创描红式毫不走样地复排了1958年的首演版。从此，北京人艺的《茶馆》演出海报上，导演是不变的“焦菊隐、夏淳”。林兆华在他的自述《导演小人书》里写道：“《茶馆》几十年原封不动，这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如果焦菊隐还健在，“《茶馆》”会一百年不变吗

　　《茶馆》首演至今66年，在中国内地的舞台上，这个剧本只有五个演出版，其中两个版本来自北京人艺，其余三个版本出现在2016年之后。

　　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诚、黄宗洛这个阵容的首演版，确定了“一部小《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史”的地位，也间接地让老舍的著作本和焦菊隐导演的演出本重合了。这个版本在1958年一鸣惊人，之后历经十多年风风雨雨，到1979年恢复演出，再创辉煌，在1980年赴欧洲巡演七国，为时两个月。1988年，首演原班人马的《茶馆》在上海仍然大受欢迎，但最早的异议也出现在那时，评论界有声音发问：《茶馆》只有一种演法吗？1980年代的北京人艺，有阿瑟米勒亲临执导《推销员之死》，有新生代编剧何冀平原创《天下第一楼》，也有林兆华尝试的先锋小剧场《绝对信号》，这样的创作环境让林兆华大胆设想：如果焦菊隐先生还健在，他会维持1958年版吗？

　　1992年，年事渐高的于是之挥泪告别“王利发”，林兆华记得，老领导和自己“天天混一块儿”，两人“谈了好几年，他叫我一定要重排《茶馆》，我的条件是不按焦先生的排，他不敢答应”。于是之顾虑重重，从1958年到1992年，全中国除了北京人艺，没有一个剧团、没有一个导演敢排演《茶馆》。他和林兆华合计了有7年，直到1999年，时逢老舍诞辰100周年，于是之终于下定决心让林兆华做“一版当代意识比较强一点儿的《茶馆》”。在排练中，林兆华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二代王利发”梁冠华，要求他“不能模仿于是之”“赋予角色新的东西”“表现老舍独特的黑色幽默”。1999版采用了老舍的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删节、改定的演出剧本。易立明重新设计的舞美强调象征意味，以歪斜的茶馆隐喻摇摇欲坠的旧时代。但这个版本没有对老舍的剧本和1958年的演出版作出任何结构性的改动，林兆华只给自己打60分，原因就是“没有做出新东西，还是延续过去”。即便是这样的“微调版”，在公演后毁誉参半，到了2005年，为了纪念焦菊隐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彻底回归1958版。

　　老舍作品改编的空间，以及“藏得最深的内涵”

　　2017年，《茶馆》剧本发表50周年，导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演了四川版《茶馆》，这个版本除了把京片子替换成四川话，实际上仍然沿用了焦菊隐版。同年，青年导演王翀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排演了极为大胆的《茶馆2.0》，演出的“舞台”是在教室里用课桌拼起来的，观众人数被严格限制，这部勇敢的后戏剧剧场作品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知晓，五场演出的观众合计55人。这部戏没有对老舍的文本作出改动，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说着原作的台词，一开始，语言和环境是不协调的，但是随着演出继续，老舍的文本完美地契合了校园社会的权力结构。舒济看了其中一场演出，她高度认可这个版本，她看到原作写到的种种欺压顺理成章地衍变成当代校园暴力，由此联想，类似的表演可以发生在工厂厂房或企业办公区，《茶馆》的文本并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它的鲜活的现实意义值得被不断激发。

　　2019年10月，孟京辉因改编《茶馆》身陷舆论风暴，舒济表达了她对孟京辉的支持，她认为他打开了一扇没有禁忌的门，让她感受到当代戏剧人对老舍的关注，以及在国际视野下，老舍作品的改编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她也承认，在目前有限的《茶馆》演出版本里，她永远难忘的仍是焦菊隐版。

　　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中肯地分析过为什么焦菊隐版“翻不了篇”，1958版未必在艺术成就层面“不可超越”，但是它在中国戏剧史、在中外戏剧交流史中有着不可绕过的地位。“焦菊隐呕心沥血，他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空间非常有象征意义，把一个时代、一群人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处境，他让国外戏剧人看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能做到这样登峰造极。”此外，老舍非凡的语言能力造就了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式演剧”。以第一幕为例，几个重要角色其实只有两三句台词，居然能让观众记住，演员在台上坐得住，观众不觉得难受，所以西方导演们看了北京人艺的《茶馆》会感叹：“看似满台群演，实际满台主角。”林克欢进一步意味深长地点出，焦菊隐的视野与思维方式，达到了老舍的高度，这是最难的。“老舍写《茶馆》，他对于落日余晖、对一个时代的没落、对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充满着同情，这是《茶馆》里藏得最深的内涵。”

　　这一切让北京人艺的《茶馆》成了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也是全球戏剧史中罕见的孤例。在川流不息的舞台上，《茶馆》叫停了时间，它宛如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王利发的时代、老舍的时代和焦菊隐的时代。同时，被当作表演容器的《茶馆》，让演员荷载了周而复始循环的时间，看着梁冠华扮演的王利发，心力交瘁的王掌柜从阴影走向亮处，又最终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在他的身上，老舍的文本突破不曾变化的舞台，突破时间屏障，成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寓言。（柳青）

　　转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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