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中国概念”“中国道路”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质量作为中国的表现与标志，其制高点自然要锁定在理论、方法、大师、模式4大方向，围绕“中国”字号的质量内容与表现体系，在概念、意识、知识、工具、行为、作风等方面，进行孵化、催化、固化、酵（母）化的“四化”活动，以形成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中国珠峰。在20世纪，世界文明山系的质量主峰是由泰罗先生、戴明博士、朱兰博士为代表的质量巨擘组成的，他们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质量理论、质量方法、质量体系，以及一个群峰竞秀的质量山脉，从而构造并贡献了质量发展的灵魂与工具。
任何思想理论、社会变革的伟大母体都是生机蓬勃的现实。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质量的进步是相当突出的，然而具有质量博物馆特征的现实又是非平衡发展的。面对国家发展由速度型蜕变为质量型的历史任务，这种不平衡的质量状态更为突出，有的内容甚至已成为持续发展的瓶颈。
这种非平衡性主要表现在：既有产品质量、管理质量、精神质量3大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也有区域性、内容性、速度性的不平衡，更有观念意识与精神系统层面的空白、错层、错乱、碎片。层次上看，可分为产品质量发展与要求的挑战、运行现实对管理质量的强烈呼唤、精神质量地带的混乱与精神质量理论的巨大空白。
因此，质量水平的高速增长与不时暴露的质量丑闻，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一种令国民不那么舒服的社会经济现象。
作为国家质量的镜子，中国质量教育的尴尬折射的显然不仅仅是质量本身，其主要表现在质量发展跟不上国家发展的速度与节奏，核心问题是被需求牵着鼻子走的质量，需要从被动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蜕变为质量引导、主导我国文明的发展。具体而言，我国质量教育主要存在着以下3大不对称。
一是质量教育现实与强国目标的要求不对称。一个国家的强弱，不是单维度的强弱所能主导，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为5大因素主体的强大，即综合国力的表现，但其根是教育。北宋一朝，经济、文化强大到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却没能换来汉唐一样的雄阔与强悍，清朝的富庶也没有挡得住英国的坚船利炮；曾经强大的前苏联，经济的短腿与结构性失衡，是其崩解的因素之一；日不落帝国的没落则是以上5大因素的集体衰变导致。
如果说40年后国家的强弱在今天的小学课本上就能找到，那么20年后国家的强弱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就有表现。
探究国家的强弱，横向上看是政治的因素，纵向上看，则是物质、知识、精神3个层面的健全性、强弱与增长速度的匹配性。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单项或单层面、多项（非全项）或双层面的丰富与发达，就很难说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健壮就更谈不上。
中国的强国概念显然是全向、全层面的强大。这就预示着在政治等5因素层面上，物质、知识、精神必须走向单项领先、全能领先的包揽。那么，当前的教育现实与强国目标能对称吗？质量是国家的筋骨，质量教育能适应这种历史要求吗？
二是知识空缺与现实发展的不对称。没有理论的强大，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强大。美国能够成为20世纪的全球主导者，超级的理论出口国才是核心因素，因为统治地位由思想和理论知识覆盖并主导。
与之相比，我们需要形成深厚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国家理论、世界文明理论、世界战略思想，从而形成教材的必然依托。但问题在于我国理论生产的质量。2017年中国论文发表量42.6万篇，居世界第一，其中有尖端内容，用施一公先生的话说还有“大量垃圾论文”。
教育首先要有内容可教，更要有质量。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成熟的产品质量领域仍有大量内容空间待开发；质量的3大主体是人的质量、组织质量、文化质量，举目全球，这方面的理论还是比较稀缺的；质量教材体系的健全度、质量性，这是涉及到文化质量、管理质量、产品质量3个层面，包括了质量思想、质量管理、质量技术、质量行为、质量结果等内容的学科体系；用质量眼光衡量我国的知识生产，垃圾知识、残次品知识、低级品知识、高级品知识的层次、比例处于全球何种地位？“是大国不是强国”的口头禅要变成“是强国”，需要优质且丰富的知识充足底气。工业文明以来西方话语权体系称霸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听的份儿，核心就是思想理论、管理理论、科技理论体系化，辅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而形成体系。
中国在迈向质量型国家的道路上，对粗放型、数量性、单维性发展的历史已在举行告别式。那么，知识的巨大空缺与现实发展的不对称性是迫切并逼人的。满世界都是中国货，在书架上、线上书店里，有当代中国理论巨著的身影吗？中国世纪扑面而来，商品堆积起来的“中国概念”，如果没有文化思想与知识的灵魂，中国形象、中国内容、中国规则谁认？谁听？谁尊重？思想与理论的缺位，导致一系列匪夷所思、精神失常的社会现实问题。质量尤其如此！质量学、质量经济学、质量文化、质量机制、质量运筹、质量方法等学科知识及其体系在哪里？实际上这是空白，而非需求对称的问题。
三是质量教育现状与现实需求的不对称。高速发展迫切需要完整的质量人才体系，它起码包括了层级、专业两个维度的内容。然而，目前中国除了一所中国计量大学，2914所林林种种的大学群中却尚未有一所冠以质量大学名头的高等学校，而且，截至目前，设置质量院系的不足20个，在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招生名额中，质量专业不超过1500名，每年毕业生不足500人（有10所左右大学的质量专业或院系是近两三年设置与开始招生的，尚未有学生毕业），这种可称为严重不对称的问题说明什么？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顶层体系，是国家的人才制造厂、储备库、充电场，天然地具有先行一步的功能，站在国家层面，应该从教育、质量、市场（社会）3方面的交集，建构具有世界制高点的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然而，不是中国发展快，质量教育跟不上节拍与步伐，而是发展现实用质量事件、质量丑闻等形式一再地提出了预警、抗议。
高等质量教育，既是播种与繁育人才，又是质量理论、质量知识的研究与生产，还是研究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适应信息文明时代新新人类日新月异的教育要求。如果说院校设置与学生毕业量是显性的不对称，其中，高等质量教育的以上诸种不对称才是关键所在。
国家发展模式存在着路径、内容上相同与差异的4种组合关系，即路径、内容相同；路径、内容不同；路径相同、内容不同；路径不同、内容相同。
由于历史独特性，中国的未来显然与任何既有的路径、内容不会一样，因此，才能形成中国概念、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文明。质量作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难以匹配，这些内容就像抽去骨骼的肉体，神经失常的生命。那么，质量教育不仅仅要揭示组织（宏观、中观、微观）的质量规律、状态、水平，还要为之造血、塑魂。（项润 作者单位：中国·泰山质量论坛）
转自：中国质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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