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评级业的中流砥柱——大公20年发展调查报告

从1994年5月18日成立至今，大公已经走过了20年。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从名不见经传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评级力量，是大公20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弱冠之礼，昭示成年。
20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20年，历经求索的艰辛。
20年，历经发展的辉煌。

从1994年5月18日成立，大公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发展成为今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评级机构。

大公人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评级机构走了近百年的道路；大公人凭借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聪明才智用20年的时间探寻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的规律，向世界奉献评级的“中国智慧”；大公人用20年的艰辛在西方“三大”“一统天下”的领域开创了一片“中国领空”；大公人用20年的理论求索和艰苦实践在国际评级史上书写了美丽的“中国篇章”。

独创信用评级原理、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首倡主导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主办博鳌信用评级分论坛，大公正在开启世界评级中心由西方移向东方的历史进程。

新兴国际评级机构大公开创了怎样的辉煌？快速崛起的“大公模式”又留下了怎样宝贵的经验？

独立自主 开拓创新：“民族品牌国际化”道路的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信用评级业已在美国诞生八九十年，而在中国，人们尚不知“信用”为何物、“评级”有何用？

中国信用评级业萌芽、起步之时，就已落后西方近百年。落后近百年，唯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奋力赶超，一味模仿永远不可能超越。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萌芽并逐渐起步，中国的债券市场泥沙俱下。1989年，一批有识之士开始酝酿建立专业、独立和规范的信用评级机构。由于种种原因，筹建过程被迫中断，直到1994年5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

成立之初的大公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局面：西方“三大”在全球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企业刚一出生就面临着“缺奶少粮”的“生死困境”。即便如此，中国仍相继成立了几十家评级企业，在非常有限的市场里聚集了众多的竞争对手。但是，大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大胆开拓国内外市场，“敢为天下先”，在1997年在国际信用评级的“心脏地带”——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也是在这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肆虐，预警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成为当时全球金融界的最迫切需求。危机中孕育着转机，1998年在华尔街摸爬滚打数年的关建中“掌舵”大公，出任总裁，在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培育信用评级市场，传播金融、证券及评级等领域知识，提高投融资风险意识。由江泽民题词的《证券知识读本》一书出版，确立了大公的全国性评级机构的地位。自此，大公开始驶上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高速路”。

面对一个没有现实评级市场需求且评级知识和技术储备都属于空白的发展环境，学习模仿西方同行是当时中国评级业的主要发展模式。大公自1999年开始与穆迪进行为期3年的技术合作。与“百年老店”穆迪的合作成为大公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

大公董事长关建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99年与穆迪的合作，让大公的知名度获得了超常规的提升，让全世界很快知道了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在评级技术上，让大公有机会直接学习国际最前沿的评级知识，迅速完成了评级技术的原始积累；同时，也发现了西方评级技术的缺陷，从简单盲从开始了独立思考的转折；这也奠定了探索大公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

2000年1月，与穆迪合作的第二年，大公发布了自己开发的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并适合中国国情的、涉及25个行业的评级方法——《大公信用评级方法》，系统地填补了中国资本市场信用风险评价的技术空白。

“向西方取经”的热潮依旧持续，有人随即选择“全盘西化”，但有人却走出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与穆迪3年的技术合作并没有“同化”大公，反而使大公更加清醒、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了西方评级技术的缺陷，也让大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西方评级机构对中国市场觊觎已久。2002年，与穆迪3年的技术合作到期，对方提出控股要约。大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评级话语权不能操控在西方机构手中，中国更需要能保障国家信用体系安全和债权人利益的信用评级机构。于是，大公拒绝了穆迪的巨资收购。

2006年中国债券市场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评级市场需求。这对中国评级业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三大”，觊觎已久的“三大”迅速“攻城略地”，要求参股、控股中国评级机构。而“向西看”在当时也是中国评级业最为时尚的追求。

面对穆迪的合作要约，是“随大流”、融入西方合资大潮？还是独立自主？不仅仅只是大公，就连整个中国信用评级业均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

2006年6月19日，关建中在《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评级机构，对内维护国家信用体系安全，对外维护中国债权资产安全，一个能够担当这一责任的评级机构一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通过合资纳入西方体系，国家需要之时须将重新组织人力开始研究评级规律，势必不能及时满足民族崛起之需要，大公应当以此作为思考自身发展道路的出发点。文章提出了“民族品牌国际化”战略思想，并将此作为大公承担历史责任的发展道路。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难创业和“向西方取经”之后，大公已具有独立的思辨能力，开始按照客观规律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自身的命运融入时代需要，肩负使命，心怀梦想，意气风发地进入世界评级格局大变革的前夜。

迎难而上 逆势而为：打破西方“三大”评级垄断

2007年4月、2008年8月美国次级抵押债券风险突然暴露，金融海啸由美国迅速传导至欧洲。一场信用危机席卷世界。本应“预警危机”的西方“三大”评级机构，不但没有预警，成为“罪魁祸首”，并且在危机来临时，又率先给一些金融机构降级，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动荡。

早在2005年，信用危机爆发之前，大公就深刻地意识到西方机构以违约率为核心的评级思想，后知后觉，只能验证评级结果，而不能预警风险。于是，下定决心要打破“三大”一统信用评级的局面，要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经过缜密思考，最终选定难度最大，影响最大，代表评级最高水准的国家主权评级作为大公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第一场战役。

2010年7月11日，大公发布了《大公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标准》和50个典型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其中有54%与西方评级结果完全不一致。大公此举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评级机构发布国家主权信用等级，打破了西方“三大”的评级垄断，引起了国际社会轰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公这次评定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为AA，展望为负面，此举也震惊了世界。

自1949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获得AAA信用等级到2010年7月11日前的60多年时间，美国一直把拥有最高信用等级作为国家强大的象征之一，并认为其AAA国家信用是永恒的，尽管从1985年开始美国已成为净债务国，其中央政府已成为全世界负债规模最大的债务人，2008年信用危机导致其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系统性衰退，其垄断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机构仍然认为美国永远不会违约，因为它拥有美元印钞权，可以通过印发美元偿还债务，并且将这样的理念公然作为其主权评级的显著标准。美国的强大及其评级机构的权威甚至使整个世界都认为其最高信用等级是天经地义的。AAA信用等级使这个最大的净债务国可以持续获得国际流动性支持，通过占有它国信用资源维持美国的繁荣。

在初评之后，大公又分别三次率先下调美国信用等级。2010年10月29日，美联储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公认为此举直接侵害了债权人利益，是美国偿债能力显著下降的表现，于是在当年11月9日将美国信用等级降为A+，维持负面展望。2011年8月，美国发生债务上限危机，凸显其主权债务偿还能力下降，大公于8 月3日果断将其信用等级从A+降为A， 继续维持评级展望负面。 2013年10月，美国再度爆发国家债务危机，并导致联邦政府关门，为揭示这一主权偿债能力危机，大公于10月17日将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为A-，展望为负面。

三次下调美国信用等级，均领先于“三大”，成功地预警了债务危机。此举为大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初步确立了大公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公令西方主要评级机构看起来行动迟缓。”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如果忽视大公的评级将是一个错误！”

顺势而为 担当使命：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

2008年信用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美欧等国还在危机的边缘挣扎，西方“三大”不仅没有遭受应有的惩罚，反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扩张。他们大张旗鼓地在一些新兴国家进行合资、并购及操控。

就拿中国信用评级业来讲，早在2002年就兴起了一股“合资潮”。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到目前为止，“三大”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战略控制。就世界范围而言，更是如此。大公也成为中国唯一一家没有外资背景的民营评级机构。

是容忍、放纵，等待“三大”继续扩张、发酵、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信用危机？还是应该予以外部制约、变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变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兴评级机构果断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联合欧洲信用评级协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评级业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召开论坛，发出呼吁，提出设想。在区域、全球及个别机构的合作等多个纬度上，就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进行深入探讨。

2011年2月16日，大公董事长关建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亚洲债券市场论坛上发表主题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需要新思维”演讲，正式提出建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构想，这一动议立即成为论坛的热议主题。以此为标志，大公开始了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实践。

大公与20多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进行了洽商，拜访了3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与30多位国际政经界知名人士进行了交流，大家异口同声地认可大公的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路线图，并给予高度评价。

正当组建世界信用评级集团高歌猛进之时，巴西、南非、印度、马来西亚、葡萄牙五国评级机构突然宣布退出与大公的合作，另起炉灶，于2012年9月22日通报大公，他们将于11月初在上海宣布成立新的国际评级机构。如果这样，大公有关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自主知识产权将成为这五国集团先声夺人的资本，人类的改革期盼完全有可能胎死腹中。

面对这一危机，大公果断决定由中美俄三国本土机构发起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先于2012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世，后于2013年6月25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大公的果敢行动避免了人类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人类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大公也被公认为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者。

变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不仅仅只是国际秩序的变革，也不仅仅只是打破话语权的垄断，尽管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要打破传统的评级思维模式，破除西方评级思想“一统天下”之局面。

信用评级业诞生于美国，西方评级机构以违约率为核心的评级思想基本上“一统天下”。没有先进的评级思想，沿袭西方全套的信用评级体系，即使拥有独立的评级机构，最终也只能是重走西方“三大”的老路，酿成毁灭世界的信用危机。

大公自成立以来就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评级方法。奉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在20年的理论探索道路上，大公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今年3月25日，大公发布了独创的《大公信用评级原理》。它以评级逆周期理论为指导，在西方违约率思想之外，开创了偏离度核心评级思想，填补了人类百年评级史的理论空白。

4月10日，由大公主办的博鳌论坛首届信用评级分论坛上，来自欧洲信用评级协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和世界评级集团的官员及专家达成共识：通过论坛交流研讨，通过思想理论共享，通过技术标准规范，市场服务体系互动等方式，开展区域性战略合作，有效、务实、渐次推动世界评级体系改革和亚洲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法国前总理、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德维尔潘认为，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亚洲乃至中国应该成为改革的领导者，世界信用评级中心正逐渐从西方向东方迁移。

5月20日，大公主导组建了信用教育联盟，力图改变人们在评级领域的传统思维方式，希望用符合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凝聚国际共识。

6月23日, 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与会嘉宾——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成员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和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高调亮相。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于当天会见出席论坛的世评集团代表团, 表明中国政府对建立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立场，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大公正在推动世界信用评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正在构建强大的亚洲信用评级体系。正在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评级机构而努力奋斗。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