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流通问题要有大局观

有时流通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流通部门造成的，或者说其根源不在流通；还有一些流通促进工作，则必须从外部把基础条件创造好方能奏效。

　　流通业是“窗口”行业，由于它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密切相关，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用来观察市场和人民生活，也可以从中观察到国民经济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有时流通领域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流通部门造成的，或者说其根源不在流通。还有一些流通促进工作，则必须从外部把基础条件创造好方能奏效。如果不重视从根源上“治本”，而总是孤立地在流通领域里“推进”，可能花再大的气力，往往也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有了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　才能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

　　近年来，各方面对农产品流通环节有不少批评，似乎是流通部门人为制造了过多环节。但事实上，除非存在层层垄断，或者某种商品一时紧俏，人为制造出过多流通环节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高度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中，这样做的后果无异于将商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从理论上说，使流通环节最少化的前提是：生产组织和零售组织都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规模化，这也是定单农业、产销直接见面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农超对接”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现在“农超对接”发展势头不错，但全面推行的条件尚不具备，最主要的瓶颈，是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与零售的组织化程度不匹配。目前在“农超”两端，连锁超市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较高，而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要低得多，国内的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平均每个社只有几十个农户，而且很多是非实体性的松散联盟，这就给“对接”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麻烦。所以，必须把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这块“短板”加长，才能使“农超对接”这个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好方法覆盖到更大的范围。换句话说，流通领域减少环节，文章要从生产体制做起，如果生产组织的规模一时难以扩大，也可以通过农民联销解决问题。江苏省启东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销售合作联社，一个联社组织几十家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与超市对接，效果非常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不解决生产高度分散问题　信息越准确可能后果越不堪

　　要求流通部门把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农民，是政府部门的一贯要求。这里面也隐含着对流通部门在涉农信息服务上的鞭策，似乎只要流通部门提供的信息准确及时，就可以避免“猪贱伤农”、“菜贵伤民”，避免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剧烈波动。为此，各级政府和商务部门投了不少资金建设信息系统，向农民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其准确性、及时性也越来越好。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什么原因？我认为根源还是出在农产品的生产高度分散上。全国18亿亩耕地摊到三亿多农民劳动力头上，人均不过五六亩，户均也只有十几亩，而美国农户平均耕地超过一万英亩，英国农民户均166公顷，由于生产主体规模大，他们的农产品很大一部分不是上市销售，而是由用户提前订购。例如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生猪养殖量中有57%是仔猪还没进来，就先上了肉联厂的定单。由于我国从事种养业的农户数量太多、生产规模太小，生产高度分散，大部分农民不是依赖用户下定单进行生产，而是依靠市场信息先生产后销售，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当农民得到某种市场信息时，要么都上，要么都下，“要上一窝蜂，要下大雪崩”，生产大上大下、市场剧烈波动。大上造成“卖难”，大下造成“买贵”，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民都要吃亏。由此可见，如果不解决生产高度分散的问题，可能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可悲的，信息越准确，反而越坏事。

　　能否降低物流成本　关键在于体制和经济结构

　　这也是近年来经常提到的问题，一个常常被拿来比较的指标是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我国这个指标多年来在18%左右徘徊，去年是17.8%，而发达国家大约是8%～10%，差距很大。为了缩小差距，降低物流成本，我们选择了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的技术路线，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设备，但效果却并不理想，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极为缓慢，与投入完全不成正比。原因何在？中国物流现代化水平仍然很低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体制上，在经济结构上。

　　从体制来看，各种过路、过桥费和不规范的公路罚款，一年就超过7000亿元，体制性的物流成本太高了。显然，这不是靠物流技术现代化就能够解决的，政府必须首先考虑降低体制性的物流成本。

　　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比重不断增大，从而导致物流总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这是我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高、下降慢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由于服务业比重很高，即使是制造业也多是高端制造业，因而大大摊薄了物流费用在GDP中的占比，当然物流技术现代化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交通部的专家讲，中国的运输强度是美国的8倍。意思是，如果同样运输100万美元的商品，中国要使用8倍于美国的运力或者付出8倍于美国的费用。所以，我觉得中外在物流费用占比上的差距主要还是产业结构不同引起的。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尽快降低物流费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不会对这项工作提出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在方法措施上针对性也会更强一些：一方面继续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采取物流技术进步、管理体制改革等办法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使社会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

　　促进消费措施要在　流通领域以外创造配套条件

　　看待这个问题也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有些促进措施要在流通领域以外创造配套条件。这些年我们流通部门考虑促消费问题，往往比较多地从营销手段、市场定位和细分、网点改造等微观技术措施入手，当然，这几年又新增加了政府定向补贴消费等政策措施，如家电、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等，北京还实行了家具以旧换新补贴。但是，还有一些更具根本意义的方面也需要抓紧考虑。比如，哪些领域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消费？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看，到中高收入阶段后服务消费比重会越来越大，直至会超过商品消费。目前，我国的总消费中商品消费占八成，服务消费只占两成，而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项指标的比重也比我国高出不少。而服务消费中最大的一项是家庭服务，这里面包含了几十个小业种，是今后消费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

　　对这个问题需要非常深入的调查研究，流通业也要把创新的重点，从关注零售业态转向更多地关注服务业种。因为创造一种新的零售业态，可能导致旧业态的衰败，对增加消费的作用有限；而开发出适合市场需要的新的服务业种，相当于填补“缺门”，对原有的消费项目没有挤出效应，又会发掘出一个全新的潜在市场，从而使社会消费产生一个明显的增量，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市场细分也应当继续研究，但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区别不同情况，拿出促进消费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有的涉及流通业的结构调整，有的则涉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整。比如在城市消费群体中，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在扩大消费上分别有着不同的障碍，有些障碍是主观心理层面的，有的是由于客观原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年轻时没钱花，中年时没敢花，老年时没处花”。年轻人没钱花，实际上是需求很旺，钱不够花，这就需要创造条件让银行扩大消费信贷，让商业服务企业扩大信用销售。中年人不敢花，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养老压力大，这就需要增加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投入，把中年人的担心加以缓解，使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老年人没处花，主要原因是生产流通部门对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开发不够，提供不足，有钱花不出去。有研究机构的调查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13.96%，但消费只占5.55%。因此，要想方设法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引导，使市场上为老年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起来。（作者为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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