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不再“取之不尽” 减量如何“增效”?


时间:2015-08-21





  近日,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仅同比增长1%,农民工不再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蓄水池”,人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我国农民工数量的增长,从2010年起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在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影响下,可以预见,农民工增速的下降在未来还将持续并加剧。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低成本人力资源优势不再,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倒逼企业进行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国家层面,则要加大对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引导与支持力度,缩小产业转换之间的过渡阶段,适应低人口红利模式下的发展新常态。由此可见,怎样提高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才是关键所在。

  增量下降

  所谓农民工,一般是指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这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人社部近期公布了对10省500个村劳动力转移的监测数据。上半年,该500个村新增农民工29.4万,同比增加0.3万,仅增长1%。

  据了解,我国农民工的增速从2010年起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对比2010年1245万的增长量,2014年我国农民工仅增加了501万人。原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此前曾表示,我国农民工不再“取之不尽”。

  有专家表示,农民工数量减少,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国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减慢,使农村人口增长不断减少,青年人离开农村后往往选择在城市生活。二是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遇到很多生产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如子女上学、子女在家留守、养老医疗保险不能保障、不能及时拿到工资、城市落户困难等问题,也使很多农民工不愿再回到城市工作。此外,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政策上和资金上都给予很大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农民工回到家乡工作。

  数据显示,农民工增速放缓,直接导致了用工成本的升高。2014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幅9.8%。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农民工用工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劳动年龄人口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净减少,农民工增量出现连续下降;年轻农民工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城市。

  张车伟表示,从供求结构来说,工资上涨是顺应形势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这也必将倒逼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变发展思路——不仅从低端制造向高端转变,还要适应劳动力结构变化,善用现有的人力资源。

  由此可见,农民工人数减少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只要政策得当,合理正确地引导农民工,完全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

  影响城镇化?

  农民工增长速度、外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减慢,也会影响到城镇化进程,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要推动国家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比2012年的52.6%,几乎每年要提高一个百分点。

  据了解,我国城镇化率去年达54.77%,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在目前统计的城镇化率当中,有2.5亿左右的转移人口,如果再加上城市之间流动的人口,大概有3亿多人。大量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化状态,带来巨大的经济问题,内需难以得到扩大,这是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左右,差异较现阶段要缩小2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先解决1亿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须在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再作努力。

  事实上,中国社科院曾多次派出调研组到各地调研后发现,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转为城镇市民,大多是担心转为城市居民,农村的土地可能就失去了。

  从城镇化的政策来说,城镇化要求一部分人能留在城市。但是那些年龄大了的农民工,由于很难再接受职业培训,在城市没有生计就只能回到农村。在农村,他们至少还有宅基地和耕地,相当于有了养老保障。如果留在城市,国家的低保政策目前不一定能覆盖到他们。

  如何增效

  农民工增速的下滑其实是一个必须要接受的事实。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数量出现增速下滑,是一种必然。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驱动,主要靠“世界工厂”来维持,而支撑这一发展模式的重要优势就在于数量众多且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农民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换言之,农民工数量增势递减,首先将对于这一经济驱动力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不少用工单位此前就存在“民工荒”现象。有数据显示,近年来珠三角外省农民工年均会减少30万人。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高龄化也已经成为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已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56.5%,降幅近10%;而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由2010年的12.9%上升至17.1%,增长了4.2%。

  那么,这批高龄化农民工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农民工高龄化将对经济生产造成怎样的具体影响?农民工高龄化与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破解?这些都亟待评估并做出及时应对。

  当然,在人口红利消失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对于企业而言,提前预见这一趋势,并做出相应的转型升级,才能更主动地规避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农民工数量增速的下滑以及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好处将更深刻地被社会各方所认识。过去那种把人口增长简单视为负担和洪水猛兽的看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这一观念变迁,或将为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供更多动力。

  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由于户籍、身份、学历、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通常都从事建筑、制造业等行业,普遍经济收入微薄。能够拿到高工资的少数农民工,往往都是具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或者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系数的特殊工种。虽然大多数农民工收入并不高,却还要承担修建房屋、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沉重压力。所以,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许多农民工并没有多少积蓄。

  有专家指出,农民工总量的变化以及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和劳动力成本。这也提示我们,除了加快对农民工本身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以外,更要实现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原来靠人口数量扩张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调结构、转方式是大势所趋。所以,必须要由追求人口的数量红利,向追求人口的质量红利转型,同时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增速的趋缓,不应该只被视为是某一劳动力群体的结构变化,而更应该被视为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种具体表现和开始。可以预期,在接下来不短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承受这一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而影响是大是小,是挑战多于机遇还是压力大于机会,关键取决于相关改革和应对的力度与科学性。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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