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负债50万亿到底有多大风险


时间:2013-04-19





  中国总负债可控没近忧须有远虑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最高将达50.44万亿元,最少也有32.24万亿元。

  按照这个估算的绝对数区间计算,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至97%,而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为60%。但从世界各国公共债务对比分析,美国公共债务去年已接近GDP的100%,欧洲国家的希腊、意大利等都已超过了130%,日本已经高达200%以上,因此短期内中国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几率等于零。

  虽然没有近忧,但必须要远虑。眼前没有发生公共债务风险的可能,但从长期、远期来看公共债务存在潜在风险。如果把控不好,未来发生债务风险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按照一些专家的分析,我国公共债务直接和间接都有许多遗漏项目。如果把这些遗漏项目都加上,保守估计,中央财政公共债务到去年应该达到10万亿元左右;3.17万亿美元外储带来的外汇占款负债接近20万亿元;到去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12万亿元;四大资产公司超过2万亿元的坏账还挂在那里;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没有记在财政名下。仅这些负债总额就达到51.17万亿元。再加上近年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坏账以及铁道部、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建设债券和金融债券等,总负债额度可能超过55万亿元,占GDP的105.8%,已经超过100%。

  从财政收入来看,再想保持过去高达20%以上的增速可能性不大了。同时,由于政府主导投资离市场太远,已经造成大量产能过剩、无效投资,而这些投资资金要么是银行贷款、要么是发行债券,无论哪种形式都是要到期归还本息的。被无效投资占据的投资资金如何能够收回成本归还本息、及时兑付呢?加上不产生任何效率效益、不产生任何商品价值的庞大政府行政经费开支,将政府公共债务撕裂出了一个大口子。可以说,诸如高铁在内的重点工程项目如果不尽快产生效益,银行坏账如果继续增长,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如果继续扩大,未来中国发生公共债务风险是大概率事件。《新京报》

  已现债务问题或只是冰山一角

  巴克莱集团日前发布的“中国政府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97%”的言论引发普遍关注,即按2012年国内GDP为519322亿元计算中国政府负债最高将达50.44万亿元。目前较权威的数字有:地方债务至少超过10万亿元,外界估计20%至30%有极大机会违约,因其财政担保不合规。2010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9%,再加上借道政府信誉的国企债务及民间高利贷债务等中国总债务不少。但问题在于,现在国家所展现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究竟债务比例高达多少,又有多少面临违规风险,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或已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在习惯性报喜不报忧下,恐怕仅以地方上报的数据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法律上讲,地方政府不允许向银行借贷,但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于是地方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已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效仿。也就是在那个大投资期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幅扩张,从2008年约2000个上升至上万个。数据也有对应,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就是1998年和2009年,期间地方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48%和62%。

  风险在地方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上

  中国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上,如算上养老金缺口巴克莱这次提出的50万亿数字还算合理。关键是这个债务数字意味着什么?会让人有危机感么?在债务数字上,毛债务和净债务有很大的区别。按照这次巴克莱公布的中国债务占GDP的97%,应是个毛债务数据。这个数据就算是97%也还是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目前为GDP的100%左右,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用“净债务”的概念更为合适。比如日本的“毛债务”是GDP的200%,但“净债务”是120%。中国的净债务相比仍然属于很低水平。

  不同类型国家债务风险亦不同

  在债务产生机理上海外大致分两类:主要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为“高福利债”;发展中国家多来自于举债投资,即“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债务”还债期的来临,如上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等即是,而高投资债的风险小于高福利债。在债权人上可把国家债务分为内债和外债,要还内债很简单,政府多印钞就行;外债是发给国外的投资者或政府的,用本国钞票还债外国投资者不接受,除非动用美元或黄金储备。正因此全世界各国使用外债很慎重,除非美国,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各国都接受。即外债比内债危险程度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债务更类似于日本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

  中国50亿债务似乎无需任何担忧

  由此对中国的50亿债务似乎无需任何担忧。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这些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但不会引发银行信贷危机,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从眼前看中国债务的这个结论可以接受,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越来越有迹象显示,中央和地方债务的数字在未来或会越滚越快,养老金缺口或会越滚越大,令人担心的是,也许未来几年中国债务比想像的要夸张很多。

  国内经济免疫系统或有先天不足

  中国经济的免疫系统来自于两个环节: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长期持续大于进口,本币需求大有升值压力,要维持出口大于进口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阻止本币过快升值,即不断增加本币供给,防止过快升值而压制出口。二是大量印钞可能导致国内通胀,但中国有三大法宝承接人民币,不至于让人民币过快进入消费品市场而导致快速通胀,即央票、房地产和金融虚拟市场。央票作为央行债券用来推迟货币超发时间;国人热衷于房地产、股票期货投资而优先于消费,由此又让房地产和股票期货等金融市场吸纳了大量货币,故当前货币超发导致的通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缺少社保支援制约国内消费需求

  在国内缺少强有力的社保支持下,当债务未爆发之际,我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收入完成,这极大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意味着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国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社保支援不足,消费缺少有力的保障,相当于在债务与经济间缺少了最后一条缓冲带。印钞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其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可能摔得越重。以印钞对抗债务危机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的债务问题已非四平八稳,其传导已在若干地区展开了,如在温州或鄂尔多斯。归根结底,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爆发,最关键的还在于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应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大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流动才能避免其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继续效率低下,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地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国经济网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或超20万亿元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问题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引起关注,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估计,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可能超过20万亿元。此前审计署表示,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至18万亿元之间。对此,项怀诚称可能偏小了,债务率或比公开数据更高。他说,2011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30余万亿元,债务率约为37.8%;去年政府债务总规模有所增加,占GDP比重仍在40%左右。他指出,现在中央政府的债务比较明朗,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不高,准确统计可能不易。近年来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一直是西方唱空中国的理由,对此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并非当务之急,且还没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主要基于三点:40%的债务率本身并不很高,政府债务总量的95%至98%是内债,且债务总体尚未出现效率极差案例。中新社

  建立有效举债约束机制化解风险

  专家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目前针对地方政府发债尤其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再加上今后地方城建压力较大,因此我国仍处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累积期。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已进入集中偿还期,约有42%已于去年底到期,53%将于今年底到期。但因地方政府发债的绝对额还在增长,伴随经济下行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其债务风险比往年有所加大。有经济学家指出,乐观说中国还有约10年的政府债务扩张期,悲观说在未来3至5年确须严防债务危机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债务规模及债务自身结构有关,除债务总量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例偏高则偿债风险就偏高外,地市级以下的地方融资平台占比若高则风险也偏高,因一般其融资项目很多属于银行的限制贷款项目。

  债务战略过于激进使得负债率高

  近年少数地方债务风险爆发的教训说明,恰恰是一些城市对现金流估计过于乐观,实施过于激进的债务战略,使得负债率过高。如一些西部城市对优势资源估值过高,一些东部地区青睐于城市整体搬迁的“造城运动”,一些欠发达城市将大量资金投向光伏等新兴产业。一旦资源价格剧烈波动或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或诸如光伏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这些城市政府便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形成城镇化过程中的“债务陷阱”。应约束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使其量力而为,或可进一步尝试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两者有机结合,这样多元化的举债方式更有利于政府债务的期限匹配。《经济参考报》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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