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围绕“扩大有效需求，推进转型升级”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部署，目前宏调政策的主调，不再刻意刺激“推高”，却强调须“托底”。 一天之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即部署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步估算将拉动近万亿元的投资。
继铁路投资开放之后，7月31日，国务院再度释放出“稳投资”“稳增长”的信号。
经济的持续放缓，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恐惧，让重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政府再次面临经济动能的选择。
投资还是消费？
砝码滑向哪边都会引发强烈的争议。
投资需平衡制造业下滑
无论是博鳌论坛还是“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经在不止一次强调其投资拉动的理论，其语态就像一个经历颇多的家长在苦口婆心地规劝自己的幼子。
照其投资拉动的逻辑，“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消费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同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其前提是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这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而基础设施的完善又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林毅夫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放弃了投资，就放弃了发展的可能。短期内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无独有偶，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博士用数学模型的方式验证了林毅夫的这一判断。
根据程漫江博士的测算，2012~2020年如果GDP中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1个百分点。如果按此速度持续到2030年，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1%，经济结构就会达到相对健康状态。但如果需要消费在2020年达到占GDP 65%的水平，名义投资增速需要降至7%，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
然而，尽管在“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幅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这一观点上，程漫江博士与其前辈林毅夫观点相同，但在推导结论上却迥然有别。
按照程漫江博士的思路，经济应向合理结构转型，而转型的方向则是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借此推动消费占GDP比重的稳步上升。
程漫江博士指出，“制造业投资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为15%左右，但由于其中土地成本占比较高，除去土地成本上涨的因素，制造业名义投资增速可能下滑更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无论是从成长周期、世界市场份额，还是短期竞争力来看，制造业均为下行态势，因此政府通过何种政策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来弥补制造业增速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到了关键的改革时期。”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林毅夫说，“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同时，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对于与投资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林毅夫则认为这无关投资本身，而是体制机制不完善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
当《中国经营报》记者问及高铁投资产生的种种问题之时，林毅夫表示，“投资要找准领域，从基础设施到环境改善，都是可以进行投资的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应量力而为
对于中国经济重启投资“稳增长”的建议，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由15年前的62.5%下降到现在的45.2%，下降17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65%低近20个百分点。不少经济学家由此指出，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他将这个问题归结于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连续1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政策导致两大问题，一是破坏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越来越低，引起内需不足。第二是能源、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
转自：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及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上半年汽车工业多项经济指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