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治霾 全国增碳”又一个“陷阱”？
“很高兴来到北京，我很荣幸，看到了蓝天和阳光”，oran young带着他美国式的幽默调侃着。
的确，北京的雾霾在国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位来自美国的气候专家来华前，为应对北京的雾霾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北京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
3月22日，第四届中国低碳发展论坛召开这天，北京的天出奇的蓝！
让oran young感到意外的还有北京的急剧上升的气温。三月份以来，北京温度急剧上升，大有越过春天跑步进入夏天的趋势。
每年都上升的平均气温，已经改变了中国很多地区。我国东部沿海台风越来越多，南方不断出现冰冻天气、西部越来越干旱，北方也出现了罕见的降水，甚至出现了北京的“7.21”特大暴雨的悲剧……
“我们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了，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灾难是不分国界的，灾难面前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oran young说。
事实上，对于治霾与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国内似乎并没有梳理得那么清楚。
现在国内出现了“区域治霾，全国增碳”的治理苗头，需要保持警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告诉记者。
“煤制气”治霾不减排？
东部地区严重的雾霾天气，尽管成因复杂，但是过量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是形成PM2.5的最主要的原因。
据相关资料显示:雾霾成因煤炭、石油消费的贡献率可能要在60%以上。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指出，现在北京地区加上山西、河北、内蒙和山东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内，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大概是15亿吨，而欧洲大陆加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么大的面积，每年的煤炭消费量才大概是10亿吨。北美大陆加上美国、加拿大，再加上墨西哥，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大概也才11亿吨。
为了治理雾霾，国内上一股“煤制气”的热潮开始袭来，这会不会藏着我们无法看到的隐忧呢？
显然，“煤制气”项目的确在缓解东部城市雾霾方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东部的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煤制气”要涉及更高的碳排放和环境成本。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显示：“煤制气”发电，它的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高出燃煤电厂的20%。
同样来自《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中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家已经审批的“煤制气”项目每年消耗煤炭2.3亿吨，占2011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6.8%，如果将这部分“煤制气”代替煤炭，则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将占到2010年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量的1%-2%。
而各个地方建成、在建或者拟建所有的“煤制气”项目合计在一起，每年消耗煤炭8.1亿吨，接近2011年全国煤炭的消费的1／４ ,这部分“煤制气”代替煤炭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占到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6%。
“煤制气”对大气污染防治有正面的作用,但是从煤炭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变相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齐晔认为。
“煤改气”无益于“治霾”？
为了应对持续的雾霾，各地争相控制煤炭消费,在严峻的压力之下，不断定出了自己的治理计划, 另一种治理雾霾手段“煤改气”也就陆续上马了。
以北京为例，2012年5月，北京市提出压减燃煤计划，明确到2020年要把全市每年燃煤量从2300万吨降至1000万吨，相当于压减近六成。去年9月，随着全新的北京空气清洁计划出台，这一目标又被提前到2017年。
据相关资料显示，为了治理雾霾，北京热电联产“煤改气”是重要的措施。2013年北京计划完成燃煤锅炉“煤改气”再造2100蒸吨，实际上则完成2407蒸吨改造，四环以内基本取消燃煤锅炉房，北京四家主力热电厂，华电、国华、石景山、高井基本完成天燃气热电联产，“煤改气”任务超额完成15%。计划到2015年，北京城五环以燃煤设施全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取而代之，用气量估计高达170亿立方米。
北京的“煤改气”项目仅仅是全国“煤改气”项目蜂拥而上的一个缩影，这对于天然气供应本来就紧张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然而，根据来自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来看，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才是治理pm2.5的关键，热电联产“煤改气”措施并不能显著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不仅不会降低pm2.5，反而会增大天然气供应的紧张，造成供气矛盾突出。
北京大学唐孝炎院士指出，大气细小颗粒物pm2.5包括一次生成颗粒物和二次生成细小颗粒物。一次颗粒物源于工业、建筑、交通、电力等生产活动和天然源的排放，如沙尘、各种燃烧以及工业散放。二次细小颗粒物由人为排放污染气体被大气氧化剂氧化而成。一般的情况下，二次pm2.5占到总pm2.5的50%-80%,而在重污染时期，二次pm2.5占到总pm2.5的比例还会增加。
经过唐孝炎院士试验论证，氮氧化物是二次pm2.5产生的主要元凶。在唐孝炎院士监测中发现，在重度污染发生的时候，监测pm2.5、氮氧化物的变化完全同步，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唐孝炎院士关于pm2.5与氮氧化物的浓度的关联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指出，“煤改气”项目不仅无益于治霾，并且加剧天然气供应紧张，这种区域治霾，全国增碳的治理困境，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谨慎的对待。
治霾与减排必须齐头并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如何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转变。从全面追求GDP的增长，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各地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注重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4）》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潜在GDP的增长率为4%-5%左右，为2030年，我国CO2排放的峰值创造了条件。
但是如果各地再以当前这种盲目的增加投资，扩大重化工行业的产能、不断扩张低端制造行业、不断出口的这种工业增长模式，我们CO2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将会大大的延后。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教授预计全国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出现的时间有可能在2020年-2025年之间。
我国应该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制定分地区、分部门的CO2排放的减排目标和峰值目标，形成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东部地区CO2排放机制和治理雾霾相互结合，控制煤炭的消费总量。京津冀的三个地区的煤炭的消费量到2015年之前要达到峰值并且要止步下降，这样的控制速度，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全国煤炭消费量达到峰值日期提前。何建坤教授认为。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与政治学教授、格兰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Nicholas stern则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碳排放并不是一定矛盾的，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碳定价制度以及碳税改革，特别是碳税可以为中国贡献4%-5%的GDP，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同时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煤炭消费税从而控制煤炭消费，降低城市雾霾的压力。另外，中国的研发技术是非常优秀的，特别是在碳捕捉封存技术上，但是中国需要形成创新链接，从金融、财税、到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从而用整体创新推进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
而原麦肯锡气候变化特别计划全球主任jeremy oppenheim则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要考虑20年、30年的目标，还应该更加长远。在过去的20年，全球经济翻了1倍，其背后就有中国强大的推动力，中国严重的环境压力让未来世界经济如何发展变得却无法确定。过去欧美把大量地工业转移到中国这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内，当中国乃至世界都依赖于这种固化的高耗能工业模式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
原有的增长模式创新会遇到各种利益团体的阻碍，另外人们想法也日益多样化，哪种经济模式最好也难以统一，还有就是各国政治的变动、领导人的更替让政策多变，商界无法做出投资计划。中国政策、科技、金融方面的创新都有很大的推进，但需要和世界各国进一步合作，融合，jeremy oppenheim说。（记者 张振兴）
来源：中电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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