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发布的2014年度第一张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64.9%,但仍然未能遏制住GDP增速下滑至近年来的最低值7.4%。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逐步降低经济发展中对投资的过分依赖,这是政府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但是这张成绩单的确依旧明白无误地显示,现阶段没有投资难谈增长。
消费还有多久才能稳增长呢?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挖掘中国内需市场的消费力依然是热门话题。
变“新市民”为新消费者
虽然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14年一季度同比增加了1.1%,但是在具体数据上,一季度这张“成绩单”中,消费本身同样出现了增速放缓。
比较明显的是表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2014年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0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这一增速为2006年2月份以来新低。
从环比增长数据看,2014年1月、2月环比增长为0.78%和0.71%,直到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才突破1%,达到1.23%。可见,消费活动的活跃程度并不高,既有消费市场受到宏观经济减速直接影响。
“新的城镇居民中很多并没有真正成为消费者。”安佰深私募股权投资集团Apax Partners的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地区总裁张曦轲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他所在的团队2009年开始中国布局以来,专注投资了金钱豹、搜房网和第一车网等“衣食住行”行业。
在他看来,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成功地将城镇化率提高到了50%以上,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解除,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并未能转变为真的消费者。
“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中国内需消费潜力还是很大的,除了城镇化的契机,最根本的原因是GDP和人均收入还在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在放缓,但依然还处在增长区间。这些潜力没有真正变成现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经济本质上还是投资驱动的经济。”他说,“如果通过城镇化进入城市的居民没有变成消费者,没有税收的贡献,他就是城市的负担。因为城市需要给他提供很多服务和资源,资源永远是不够的,这个循环如何从恶性转变为良性,关键就在于促成消费。”
截至2013年,全国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达到2.36亿人,与户口分离意味着他们无法或很少享受到与之绑定在一起的保障性住房、医疗、养老等服务,甚至需要另外购买这些服务。
“一方面民生保障水平比较低,这样造成很多人还是不太敢消费,储蓄率很高。另一方面,老百姓消费的附加税费很高。”在张曦轲看来,这些因素正在阻碍中国将消费潜力进行变现。
提升家庭消费的市场化程度
一个超过13亿人的消费市场在经济转型中一直被寄予厚望。尤其是决策层决意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来,国际社会对于这一轮消费驱动的转型颇为看好。尼尔森公司发布报告称:随着中国努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降低经济对投资的依赖,预计到2020年,家庭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料将从目前的35%提高至45%~50%。
在其中,他们特别指出,“未来农村消费者变得越发重要。”尼尔森CEO米奇·巴恩斯Mitch Barns的理由是,“许多来自农村的消费者成为许多品牌的首次购买者,他们也会花更多的钱去消费,特别是像智能手机、洗发水、洗碗机等等,所有这些都会有新一波的消费者。”
而在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计葵生看来,中国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对消费支撑相对较弱,中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居民消费水平对应的是“三公”消费的突出,如何用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填补这部分的空缺并非一蹴而就 。
“目前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不完善,导致居民投资渠道有限,财产增值部分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他说。
在尼尔森近期针对中国1000多个家庭的调查中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储蓄率最高,达到60%。调查还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40~60岁年龄段的消费者储蓄率超过了70%。
由于政府遏制公款消费以及反腐行动的深入,公款消费在整体消费中的占比在迅速缩减。世界银行研究数据表示,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 35%左右,这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占GDP 35%的消费水平其实还有更多的增长空间。
“中国人不喜欢更多地去讨论债务,目前只有13%的中国消费者真正地去借消费贷。这与海外的情况非常不同。”米奇·巴恩斯表示。
在尼尔森的调查中,4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喜欢负债的感觉,同时,有48%的受访者认为贷款利率太高。约27%的受访者表示,贷款手续复杂是他们不愿去借贷的一大因素。
金融之外,目前市场也没有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近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城市消费者中,94%的受访者愿意为“绿色”的产品和服务多支付45%的费用;83%的被调查者需要购买此类产品或服务。但绿色消费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起来,消费安全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在很多服务领域的市场化不够。相反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市场化程度高,互联网消费的增长就非常快。”张曦轲表示,这其实对于金融业是一个启示,所有实体经济都需要金融的支持,目前最传统的就是为大型国企提供修公路、修铁路的贷款,但是对服务业的支持相对较弱。
不难看出,在消费增速随宏观经济形势下滑放缓的背后,是众多制度性的因素根本上仍然制约着消费潜力的变现。
政府能做什么? “一要让人民有钱,二要让人民有花钱的欲望。”张曦轲表示。(杨晓音)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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