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药研发亟待建立研发共生系统

[嘉宾]

徐小星（罗氏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总负责人）

徐敏（派格生物医药有限公司CEO）

余强（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裁）

刘毓文（苏州生物纳米园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于高投入、高风险的新药研发而言，人才和资金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码对新药研发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一大批海归人才带着项目和技术回国，新药研发行业曙光初显。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新药研发仍存在诸多桎梏其发展的问题，仍处于“metoo”、“mebetter”阶段，新机理、新靶点的药物创新仍然鲜见。对于推动国内新药研发而言，建立从基础研究、临床研发、生产直至销售各个环节共生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在国内外以各种创新、共生的方式寻找合作，齐力推动新药研发，并最终实现多赢。这种亟待营建的共生系统，就像地球巧妙的生态系统一样，离开了谁都无法正常运作。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国内新药研发现状，探讨其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和未来，形成建立这种共生性生态系统更深刻的认识，5月23日，在2012生物产业合作论坛上，本报记者邀请了4位嘉宾坐而论道。

记者：近年来国家不断在政策和资金上助力新药研发，您觉得目前国内新药研发处于怎样的现状和发展阶段？

徐小星：中国新药研发的市场潜力很大，无论是经济发展、人口基数及老龄化以及政府对医药事业的支持，各方面的因素都很积极。虽然国内新药研发起步较晚，但在国家大力支持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新药研发已被这场政策东风裹携着顺利起航。跨国制药企业很渴望从中分到一杯羹。

刘毓文：全国各地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在近几年的兴起也见证了国内新药研发势起。中国新药研发尤其是生物制药研发前景很好，这也是短短几年间苏州生物纳米园吸引诸多专业人才归国创业的原因之一。他们把在国外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带回国内产业化。在中国搞研发的成本比在欧美低，目前园区内已有一些产品和技术取得跨国制药公司的信赖，正在洽谈合作。

余强：国家政策对推动新药研发很有帮助。国内研发比西方落后几十年，不可能在四五年内就赶上，这需要积累，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需要一批研发队伍在实操层面进行实践。目前，一些新药的苗头已经出现。当然，国内目前开发的产品大部分还属于“metoo”或者“mebetter”的范畴，真正的完全创新凤毛麟角。但企业从“metoo”、“mebetter”开始，有助于先把整个研发队伍培养起来。

徐敏：国内医药企业在新药研发上从“metoo”或者“mebetter”开始，这是与国外医药企业在研发上的最大差别。但这种做法符合国内企业发展的战略，使产品能够较快进入销售，从而保证公司在保有创新能力的同时，继续保证正常运转和发展。国内企业现阶段要进行完全的新药研发，风险很难承担。

但现在也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些企业在寻找真正创新的新靶点、新结构、新治疗技术，但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项目也非常少。从研发总体来看，国内新药研发还处于初级水平。

记者：您觉得桎梏国内新药研发的因素有哪些？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国内新药研发行业的发展和蜕变？

刘毓文：国内药企在新药研发上面临两方面窘况：一是国内企业以仿制药为主，盈利能力低，而且和跨国药企相比体量小，所以不能像外企那样每年拿出大量经费来支持新药研发。二是国内医药企业鲜有打开国际市场。中国有几千家医药企业，但至今没有一家公司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把产品真正销售到国外，国内企业现在所开发的产品大部分还是着重于中国市场。

余强：如果我们能够做成“meonly”的新药，国际主流市场又能顺利打开，就等于整个全球市场向企业开放，这个激励足够大。对于国内企业而言，目前的新药研发无疑有两条道路，要么挑战最高端，做“meonly”的新药；要么走成本路线，利用好国内研发成本较低的优势。

徐敏：新药研发的过程漫长，很少有公司能够从基础研究做到推向市场。国内医药企业每年只用2%左右的销售收入用作研发经费，这么一点资金对于新药研发而言远远不够。此外，具有国际经验的人才不足，有全面药物开发经验的团队不多。资本市场不够流通，也是阻碍新药研发的原因之一，国家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国内研发企业目前缺少示范效应，如果现在有企业的新药被跨国公司高价收购，这对国内新药研发将是极大的刺激和带动。

徐小星：国内新药研发要推进，产学研管都要结合进来。新药研发说穿了就是生态环境的问题，不管谁最后成功，只要把生态环境建立起来，把创新的文化建立起来，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这需要政府、风险资金、国内企业、跨国大企业等在各个层面进行合作和支持，只有大家一起合作才有希望。

记者：这种共生的生态系统有何意义？如何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分摊风险，共同推进新药研发？这种合作可以在哪些层面或环节进行？

余强：这种共生性生态系统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多方分摊研发风险，齐力推动新药研发。从早期的基础研究到最终的推向市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以创新的合作方式共同推进。我们把从国外培育的项目带回来，在国内做研发，早期可能会引进一些风险资金，但是风险资金不会陪你一路走到底，所以当项目孵化到一定阶段时，企业需要跟跨国药企或者是国内大型药企洽谈合作，最终将研发成功转化为产品。

徐敏：新药研发，尤其是生物药的研发，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它不仅需要足够的知识才能，还需要很多支持。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从基础研究到开发、生产、销售都全部掌握，新药研发还需要一个团队来帮助完成产品的商业化。

所以我们希望企业在开发有全球知识产权的产品时，能够找一些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一方面是分摊风险，一方面也是为将来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机会。我们的产品不能仅仅只是着重于中国市场，要把眼光放大至全球。

徐小星：这种合作其实也是在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企业的长处，强强联合，打造既对中国市场有利，又对国际市场有利的新颖药品，希望将来在这方面的合作有更大的突破。事实上，不仅仅在研发的各个阶段，从研发到商业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寻找合作，互利共生。

作为跨国企业，罗氏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看的是产品和技术有多领先、多新颖，市场前景到底有多大。但要找到有共同愿景、有互补能力、愿意一起做的合适的合作伙伴，真的就像找结婚对象一样，不容易。如果找到了，我们会提前介入，因为早点让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早点让我知道你有什么，然后大家往一个方向使劲，合作的成功率就更大。

罗氏很愿意结合每一家药企的长处，一起推动比较创新的项目，不仅是创新的产品，还可以是创新的合作方式。也许通过与国内药企的创新合作，能够找到在欧美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解决模式。

刘毓文：但作为合作的一方而言，不论是身为创新孵化基地的产业园，还是跨国药企，或者国内大型企业，其资本不可能都放在高风险的地方，可能有一部分会放在高风险的合作项目上，有一部分是中等风险的，有一部分是低风险的，这样比较平衡的做法才能更好、更长效地维持自身运转，并有持续资金投入新药研发。

记者：能举一个创新合作的实操例子吗？

徐小星：去年，罗氏与哈佛大学、生物纳米园签署的合作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合作方式在国内还是首例：哈佛大学的袁俊英教授在做一个非常新颖的研究项目，简单来说就是身体上的一些蛋白质已经完成了使命，把他分解成不同的小成分再回收，让细胞能够重新应用这些回收的营养成分，换到别的机理上去。癌细胞就是偏重于应用这个机理进行扩张，癌症发生病变时，癌细胞偏重运用这个机理获取额外的营养，以满足细胞的快速繁殖。如果能把这个机理抑制下来，就可以有效地防治癌细胞从发生、扩张到恶化。科学界对这个机制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最近大家才了解得比较多，而在癌症治疗药物方面的研发也才刚刚开始。

罗氏与袁教授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介入非常早，但是风险也很大，所以最后协商的结果是罗氏跟袁教授一起合作，并把袁教授早期的项目带到苏州生物纳米园进行孵化。这样做有诸多好处：一方面是进一步分摊风险，另一方面袁教授在哈佛的研究偏向国外肿瘤机制，带到国内的孵化项目针对国内比较难攻克的肿瘤机制。罗氏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国都有过这样的合作方式，但在中国则是第一例。

记者：您觉得国内新药研发的未来如何发展？哪些子领域的研发前景看好？

徐小星：从价值链来说，国内药企的营销、生产、化学都没有问题，那再往上走就是疾病机理和靶点，如果把这块攻克了，国内新药研发的整个价值链就完整了。知道疾病的机理，然后找出靶点，并针对这个机理提供一些个性化治疗，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方向。

罗氏更关注肿瘤、代谢性疾病、中枢神经、炎症、病毒等5个方面的新药研发，其他大的跨国公司也都多少有重叠，未来数年应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徐敏：把生态系统建立起来，这个行业离收获的季节就不远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中小研发企业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研发，并且要根据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有规划、分阶段地进行开发，以保证公司具有很大的创新能力和生存能力。

刘毓文：中国的市场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对跨国制药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相信未来他们也会不断加大与国内医药企业在新药研发方面的合作，国内外企业长处的结合，将有助于国内药企诞生出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力的新药。

余强：国内新药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面”要是产生了，一些“点”就要开始发光了。所以现在很多风险资金和跨国药企很早就开始盯着国内企业在做的一些有前景的项目，未来他们介入的时间点还会更早，因为晚一步，有潜力的项目就被别人抢去了，他们也就无法分这杯羹了，国内新药研发未来将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来源：医药经济报 作者：唐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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