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旺：从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看企业变革的时机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成功，中国这艘巨轮早已崛起于世界第一强国;而失败之后，中国直到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才得以重新崛起，民族复兴。读洋务运动的得失成败，对于企业变革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洋务运动做了些什么?
 

　　清朝末叶，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遭遇了几千年来最为腐朽、最为黑暗的时代。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震醒了昏昏欲睡的权贵达人，几次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让举国蒙羞，曾经的东方强国，沦为待宰羔羊。外患更有内扰，太平天国纵横数省，虽被剿灭，但也极大冲击了清王朝的断垣残壁，帝国大厦摇摇欲坠。
 

　　当此之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在军事、经济、体制、文化等诸多方面，西方已经大步走在了中国前列，不奋起直追只会国破家亡。于是，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进步思想，发出了“自强”“求富”的呐喊。为了救亡图存，朝廷以恭亲王奕訢为主，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手段，持续了30多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挽狂澜于既倒，但也给病入膏肓的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成为当时一道耀眼的光芒。
 

　　大体说来，洋务运动做了这么些事：
 

　　其一，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化。西方强国之所以能够欺凌中国、巧取豪夺，倚仗的就是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洋务派”将发展军事工业当作突破点，视兴军强兵为第一要务。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随后出现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中国人开始自己生产枪炮轮船等军工产品。为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和专业兵种，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培养了与西方接轨的新型国防力量。还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为增强海防、抵御外侮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世界近代海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军事运动启蒙了中国近代工业，也吸引了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资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从中获取利润，成为资本商人，如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就由官商合办。民族工业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机器丝厂、上海工和永丝厂等。民族资本家也涌现出来，中国第一实业家张謇发展民族工业，“以一人救一国”，就受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影响和支持很大。
 

 

　　其三，开启了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洋务派开办“新学”，资助留洋求学，办刊译著，传播西方思潮和文化，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口，也促进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思想的形成。特别是创办了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从事译书等活动，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一些船政、武备学堂，选拔和输送优秀学生走出国门，广泛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成为近代中国在军事、船务、铁路等方面的杰出人才。
 

 

　　顺应了时代要求的洋务运动，为何终告失败?
 

　　毋庸置疑，洋务运动是清王朝饱受殖民主义侵略，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前夜，开明之士和中坚力量采取的一场“救赎”式变革，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改变了社会风气，埋下了革命种子。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也抵御了外国势力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延缓了殖民化进程。然而，甲午战争隆隆炮火，彻底轰碎了洋务革新派强国救亡的梦想。究其失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没有认清中外之间巨大差距的真正所在。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改革的着眼点聚焦在军事工业上，而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落后挨打的内在原因。他们不敢于也不愿触动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而是极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无法调动全社会力量，劳苦大众仍然处于几座大山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失去了广泛民众支持，而且在内部还有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激烈反对，仅仅依靠士大夫之中的觉醒力量，必然势单力薄，行之不远。
 

　　其二，清王朝内忧外患，日薄西山，已失去了改革的最好时机。清朝坚持“闭关锁国”的国策，不与外界从事外交、贸易往来，已经落后了西方一大截，而且满汉之间的对抗、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消除过。如果清政府能早几十年看到这样的差距，推行类似洋务运动这样学习先进技术、追赶西方国家的国策，对内缓解民族矛盾，在危机到来之前进行变革，则势必要顺利得多，能够大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其三，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其所主持的外交活动中，迫于外国强势而采取“和戎“妥协的外交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投降，与发展洋务的初衷大相径庭。这既给处于对立面的”顽固派“以攻击口实，执政者难以过多放权支持，甚至流于口头支持而实际推阻，使洋务派自身也信心不够，形成虎头蛇尾。甲午战败之后，也就无力为继了。
 

　　企业变革，应当事在机先，抓住最好时机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同于维新变法，后者是被掌握实权的反对派直接扑灭扼杀，比较而言，前者受到的阻力要小许多，参与面更为广泛，主持者更有实力，其实际意义、社会效果也截然不同。但是，清王朝当时没有抓住历史的最好时机，推动社会全面变革，导致洋务运动的尝试和努力也消沉在历史尘埃之中。
 

　　放眼今时今日，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随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形势，新技术、新理念、新局势的出现，都要求决策者尽早做出战略性变革，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实现创新转型升级。何种阶段什么时期采取变革，怎样把握先机，就显得尤为重要。提前性变革、反应性变革和危机性变革，将会产生不同的结局。
 

　　洋务运动是典型的危机性变革，清王朝内忧外患，步入没落，此时只看到军事工业上的差距，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远远不足以让清王朝焕发生机，恢复肌体健康。从变革时机上来看，已失去了变革先机，此时的变革成本与变革成效相去倍蓰。
 

　　当年，美国柯达盛极一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世界胶卷份额，他们还生产出了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但是他们无视数码相机这一新技术将对传统照相带来的颠覆式革命，在数码相机开始崭露头角、初显锋芒时，固执地认为数码照相技术还很低端，不足以撼动传统照相的统治地位，仍然我行我素地通过扩大生产来维持日益萎缩的胶卷市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数码旋风卷起的浓浓寒意，让这个庞大帝国迅速崩溃。其时，柯达已拥有数码技术，但没有及时实现技术转型，走向没落理所当然。如今，手机照相技术日新月异，已有取代数码相机之势，数码相机将何去何从?

 

　　作为“BAT”三巨头之一的阿里巴巴，在1999年创业之初，就遭到了资本追捧，一时风光无限。将自己定位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在美国“硅谷”设全球总部，在韩国、香港、欧洲设立分部，中国总部也由杭州迁到上海。随后，互联网迎来“冰河季”，泡沫经济让阿里巴巴一度处于生死边缘，此时阿里巴巴烧钱的速度十分惊人，早已入不敷出，最后的融资也眼见告罄。在这危机时刻，关明生进入阿里，掀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看到了成本奇高而业务狭隘的海外市场是目前阿里最大的障碍，提出了“三个B2C”的战略，即回归中国、回归沿海、回归中央，将中国内场作为商业主战场。很快关闭了海外几个分部，裁撤了大量高薪的海外人员，为阿里止住了最大的“出血点“。2001年最后一个月当月实现盈利，2002年全年实现收支平衡，2003年全年赢利1亿多元。从此走上良性发展大道。这是提前性变革给企业发展创造的极大生机。后来的阿里，在与京东对决中推出了天猫;在支付变革中推出了支付宝，进而演化为蚂蚁金服;在物流领域里推出了菜鸟物流。这些，都孕育着企业一次次的演化与变革。这，也是阿里崛起的内在原因。
 

　　中国石化是一家央企，营收多年居于世界前三。作为一个结构单一的能源企业，随着国家能源政策调整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萎缩，中国石化很早就看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潜藏的危机，一直走在改革转型的路上。如积极开拓海外勘探、炼化市场，实现润滑油、天然气专业化运营。特别是引入国外零售理念，在旗下3万多座加油站开设“易捷“便利店，开辟油品之外的多项经营，成为全国最大的品牌连锁店。经过10年发展，营收已占其整个销售的三分之一，并每年以50%以上高速增长。而在2017年10月，京东与中国石化销售强强联手，战略合作，其品牌专柜入驻”易捷“店，打造全国最大的无人售卖店，互联网新销售模式将为中国石化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我们常说，危机往往蕴藏着生机。此话固然不无道理，但如对危机的存在视而不见，或是估计不足，则会让危机变为危险、危难，丧失变革的最后时机，导致企业的败亡倾覆。其实，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有前瞻性眼光，在危机尚未到来之前，未雨绸缪，把握先机，做好提前性变革，则变革的成本、遇到的阻力要小许多，也最易实现新的飞跃。

        转自：中国产经新闻网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