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谋划发展新棋局

　　万里长江浩浩荡荡，这条奔流千年的大河，被称为中国的“金腰带”，其沿线的省市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走廊。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发展是这一流域的第一政策目标。

　　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的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召开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了向、定了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同年的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也是把生态优先放在了第一位，提出长江经济带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当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长江经济带的重视，并提出系列决策信号，发生在更早的时候。

　　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调研时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自此，长江流域的开发正式被国家层面提上议事日程，“黄金水道”也成为决策层一再提及的“关键词”。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这一战略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

　　此后，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各种规划纷纷出台，沿线11省市也根据各自定位出台了配套措施，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谋划发展新棋局。对于这条经济带上的城市、企业和居民来说，也正在发生各种改变。

　　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应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上中下游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找准定位，在协同发展的同时寻找差异化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区域经济专家、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沿线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各个行政主体之间又存在程度不一的行政壁垒，如能借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东风打破行政壁垒，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实现各要素的自由流动，长江经济带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可更快实现。

　　长江是我国连接东中西部的重要水路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自然脱离不了水道本身。最近几年，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新格局，打造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以上海带动全流域、以武汉带动中游、以重庆带动上游地区发展的新态势已见雏形。

　　作为“龙头”的上海，携经济实力雄厚、联江通海的优势，凭借国家首个自贸区的高层级开放平台，打造长江经济带的新引擎。

　　重庆则把“渝新欧”专线延伸到长江岸边的港口，实现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无缝对接，“龙尾”变身开放前沿。

　　湖北肩挑长江经济带两端，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腰”。多项重大国家战略和40多项国家级的改革试点在武汉聚焦落地。只有“龙腰”壮了，长江经济带才能更加活跃。

　　面对机遇与挑战，武汉市投入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53亿元，完成杨泗港搬迁，形成以阳逻港集装箱为核心，汉南、江夏汽车滚装加快发展，全域重件、散货和液体等门类齐全的港口群，集装箱吞吐能力达340万标箱。

　　经过5年的发展，阳逻港集装箱吞吐量从76万标箱增长至112万标箱，成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集装箱港口，迈入世界内河集装箱港口第一方阵。汽车滚装能力从无到有，2016年运输64万辆汽车，成为全国第三、内河第一的汽车物流集散分拨中心。

　　流域合作方面，武汉新港以“阳逻港至上海洋山港的江海联运航线”为主轴，辐射上游宜宾、泸州和重庆，中游宜昌、荆州、岳阳和九江，以及下游上海、舟山，港口“朋友圈”不断扩大。武汉还开行“泸汉台”、“武汉-东盟四国”、“武汉-日韩”等近洋航线，通达7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不产一粒咖啡豆，却把咖啡买卖做到了几十亿元，更是得益于立体交通枢纽、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物流保税区等综合平台的开放格局。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上的重庆，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重庆大力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形成了同时拥有港口、铁路、机场三大区域性交通枢纽和水运、铁路、航空三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以及三个物流保税区为载体的“三合一”综合平台的开放格局。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真虹说，随着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凸显，黄金水道正在释放“黄金效应”。沿线亿吨港已达14个，干线货物年通过量突破23亿吨。但长江经济带仍面临着岸线过度开发、船舶标准化程度低以及航运市场无序竞争的问题，还需各方携手解决。

　　“飞地经济”缩小地区差异

　　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还为产业转移带来新的契机。近期，由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鼓励江浙沪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共同拓展市场和发展空间，实现利益共享。

　　所谓“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产业落差，因此具备产业转移的强大动力。近年来，长三角下游地区土地、能源、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很多企业计划将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在此情形下，依托黄金水道的交通优势和联动效应，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承接下游及沿海地区的产业链转移，对于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在长江经济带上，长三角是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功能的完善，一些大城市也面临着疏解非核心功能的任务，这也将带来大量的产业转移需求。

　　而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则明确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定位，要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节点。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李琳建议，建立湖南与长三角政府层面的常态化协调机制，引导各地政府研究制定促进飞地园区落地和发展的相关地方法规和规章；将建设飞地园区列入湖南对接长三角、融入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重点专题。

　　赛迪顾问研究报告认为，“飞地经济”打破了地域界限，增加了合理布局的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产业的集聚功能和规模效应，优化资源配置。

　　秦尊文称，《意见》鼓励合作方共同设立投融资公司，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合作机制的完善，意味着飞地经济下一步的运作将更加市场化，既可有合资公司，又可有产业招商模式。国家层面鼓励多方通过PPP等模式嵌入“飞地经济”，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合作开发中，合作共赢，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动力。

　　生态优先的大冶市样本

　　长江经济带如何建设，决策层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摆在首位，决不走“先发展再治污”的老路。

　　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发展和生态就如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如何打破这一僵局？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湖北黄石正是这条绿色发展之路的践行者。

　　黄石市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辖区内的大冶市更是中国的“千年铜都”。“古今一洪炉，举世无双冶”，大冶一度沉浸在挖矿掘金的美梦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冶500多座矿山上，有近10万人参与采矿，每9个大冶人中就有1个从事矿业开采。矿业一度成为大冶的支柱产业，大冶70%的工业经济总量、60%的税收、70%的就业人口来源于资源型产业。

　　但地下财富源源不断地被运走，留下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

　　大冶市龙角山镇是一座依托矿区建起来的小镇，资源枯竭前，整个矿区有近万名矿工。曾经，这处不起眼的小山村有电影院、医院和宾馆，因为消费能力高，矿工们甚至比城里人更早看到最时髦的电影。

　　1994年，龙角山矿发生尾砂坝溃塌；次年，龙角山矿的大部分职工，一窝蜂地“逃离”了坚守40多年的家乡，只剩下那些苍老的矿山，遗留着矿渣和坑口。龙角山随后撤镇改村。

　　在大冶，龙角山镇并不是唯一因矿产枯竭而从地图上消失的乡镇建制。加上铜绿山、铜山口，昔日的“三大矿业重镇”，已在大冶行政版图上隐没了踪迹。

　　自2008年起，大冶果断决定向全市所有“五小”(小选矿、小洗矿、小冶炼、小选金、小矿山)企业亮出“红牌”，断电源、拔杆子、拆机子、毁池子、拆房子、平场子，全面斩断“五小”企业污染源。

　　大冶市大箕铺镇的东角山下，矿老板曹洪俊曾经在本地名噪一时，如今却做起了有机农业。站在鑫东生态养殖园楼顶鸟瞰，一栋栋整齐划一的猪舍，一排排望不到边际的豇豆……而在山脚下，一辆闲置的运煤车斜倒在葱葱郁郁的山脚下，似乎揭示着这里的过去。

　　曹洪俊说，养殖园原是一家五小冶炼厂，占地20亩，2011年遭停厂拆除，他就利用废弃厂区的旧址建了一个农垦博物馆，在有机农业基础上，加入生态农业休闲体验游的业务。

　　同样的变化，正在大冶各镇各村争相上演。曾经是大冶煤矿第一重镇的还地桥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投身到武汉城市圈“生态旅游新区、养生养老新城”的建设大潮中，该镇已建成各类乡村旅游项目30多个，年创产值1.5亿元。2016年，还地桥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7733元。

　　从“地下”到“地上”，从“黑色”到“绿色”，打造一座“不开矿的城市”的“大冶梦”正在成为现实。近5年来，大冶旅游总收入从3.6亿元增加到24亿元，年均增长46.1%。2016年，大冶全市完成GDP540.5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30.5亿元，同比均增长8.1%；全国百强排名从88位跃升至83位，实现了“5年5进位”。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