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设计之父：能解决问题，才是更大的设计

　　视觉中国　图

　　上周，亚洲顶级国际设计展“设计上海”展览周闭幕，随着一张张美图在网上刷屏，“设计”也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词汇。

　　对于“设计”，清华大学教授、有“中国工业设计之父”之称的柳冠中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强调，一味追求美的设计是一种“误入歧途”，设计的根本还是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事关国家战略和发展的“更大的设计”。

　　真正的设计，不在于外形和人云亦云

　　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见到柳冠中时，他看起来不像一位设计师。身着蓝格子衬衫、卡其色工装马甲，马甲上到处是口袋，没有一点“时尚范”。

　　他说自己20年前就爱穿工装，喜欢大口袋，因为可以放各种工具。身上这件衬衫20元、马甲40元、裤子60元，从来不买所谓“名牌”。

　　他还批评，一个人如果月收入3000元，却非要攒足一年的钱只为买一个LV包，那是“傻瓜才做的事”。

　　“买名牌恰恰意味着丢失了自己的审美能力。”柳冠中说，真正的设计，不在于外形和人云亦云。

　　解放周末：您上世纪80年代留学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开设“工业设计”专业。当时，许多人难以理解工业设计。这是为什么？

　　柳冠中：那时国内只有工艺美术，追求巧夺天工和外观精致。当时，一位轻工行业的领导和我聊天，他笑话我说，你们不就是脸盆上喷个花么？

　　大家那时都没有理解，工业设计是伴随着大工业时代而产生的。有了专业分工、协同合作，才有了工业设计。比如福特改进汽车生产线，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就是一种对流程的设计。

　　工业社会产生了特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环保问题。设计师的责任，是在各种问题中尽可能找到一个最优解。并非设计一个工业产品，就叫工业设计了。同样的词，日本把它翻译成“产业设计”，由此可见其中的内涵。

　　解放周末：所以您一直强调，设计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外形，关键还是解决痛点和需求，协调资源矛盾，“为人民而设计”。

　　柳冠中：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回国后尽管我做了很多解释，但许多人不理解。新观念冲击了原有的权威观念，在学校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视它为洪水猛兽，有人组织大家一起批评我的著作。幸亏当时的艺术史论系系主任发话，没批成。

　　后来，中央电视台请我参与纪录片《设计的文明》的拍摄，我把工业设计的理念在镜头里一一道出，还搜集整理了一批资料交给电视台。没想到，《设计的文明》在央视反复播出，让一些打算批评我的同事都傻眼了。这部纪录片也成为那个年代国内90%设计专业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所以说，工业设计这条路在国内走得很崎岖，阻力不小。一些误解，直到今天还没完全消除。

　　解放周末：而如今，大都市里已经掀起一股设计热潮，年轻人愿意为美而买单。从原来没有设计，到为美而设计，好歹我们还是前进了一小步？

　　柳冠中：近30年来，国内设计界的变化是很大，中国终于有了设计师，这点比过去强，过去只有美工。但大多数设计师仍停留在底层，还是负责造型为主。

　　设计在中国是一个“轻产业”，我形容设计师原本是打“游击战”，一人一台电脑就能接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后来，我们鼓励设计公司和企业发展长期战略合作，我叫它“阵地战”。把设计师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用三五年的长远设计和开发，渐渐渗透到企业中。

　　最近几年，有些设计公司已经开始打“运动战”，把整个社会当战场。这就是产业创新，设计一整套理念和系统，把社会的各种资源更好地组织起来。

　　可惜的是，当下社会中不少人还是把设计简单等同于追求美观，商业资本不断用眼球经济刺激消费者“买买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工业设计的根本问题没有获得共识。

　　设计的对象不是任何具体物品，设计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如今的柳冠中常去各地演讲，口若悬河。但他说，自己小时候性格内向，是个“闷葫芦”，老师上课一提问，马上大红脸，支支吾吾。

　　与设计结缘，一切源于偶然。

　　柳冠中出生在上海，由于当时所谓家庭成分问题，中学时谨记“夹着尾巴做人”，每到周日，去弄堂里蹬粪车、刷马桶，以为没有考大学的机会。好在平时酷爱画画，于是班主任给他出了个主意：“艺术类院校提前招生。花5毛钱，交两张照片，去报考中央工艺美院吧。”

　　父母反对，觉得学艺术不正经。折中之下，专业填报了“建筑装饰系”，带“建筑”两个字，而父母对建筑系有好感，于是这才放行。

　　没想到，这一考就考上了。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与设计相关的道路。

　　解放周末：设计师的沟通和表达能力其实很重要，您的口才是什么时候锻炼出来的？

　　柳冠中：读大学时，学校组织去农村一年参加工作队，我到了一个村，39户人家，一共只有3个工作队员。一周后，带队的老干部病了，只剩下我和一位当地的小青年。我白天当生产队队长，晚上当工作队队长，不停地动员、查账、访贫问苦，整整一年，把口才锻炼出来了。自那以后，和人说话再也不脸红。

　　我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做绿化工人。有个段子说我们，“远看是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绿化队的”。

　　当时我担任公园班班长，动员家庭妇女们积极劳动，每周带着她们骑三轮车，满大街捡破砖头，修公园画廊、宣传廊、拱门等。

　　那时候，园林局更重视大公园，很少给街道、小区的绿化队拨钱。我直接去找园林局的领导反映，让他们重视。我说，大公园不可能每天都去，但是小区和街道的绿化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者同样重要。吵到后来，我拍桌子，差点扔凳子，最后争来了经费。

　　这些经历都锻炼了我。

　　解放周末：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由您主要设计，这些灯具彻底颠覆传统，至今都依然没有过时，几乎领先了半个世纪。您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柳冠中：那时候，大家觉得灯一定是一个个灯泡，最后吊成一朵花的形状。

　　毛主席纪念堂有一组漂亮的葵花灯，许多人都抢着去设计，剩下其他厅里的灯由我负责。当时工期很短，如果一个厅设计一个大灯，需要很多模具，五六十个灯，至少三四十种灯罩，根本来不及生产。

　　我从小喜欢建筑，学生时代爱去外滩画上海的老房子，建筑的思维影响了我。设计灯具时，我开始琢磨运用建筑的球节点网架结构。简单说，就是设计直径2厘米的六向连接球，每隔10厘米连接一根能前后伸缩的杆子，这些球与杆可以上下左右任意组装，底部再装上一块有机玻璃片，组成任意大小、高低的板块，可以把天花板铺满，也可以组成照明光带。

　　是不是和现在流行的LED灯板很像？即便到了LED时代，我设计灯具的理念依然适用。

　　解放周末：安装这些新型灯具，当时有没有遇到麻烦？

　　柳冠中：有。那时候只有白炽灯，非常热，传统玻璃或塑料都不耐热，我们挑中了一种特殊材料——聚碳酸酯，全透明、耐高温，200摄氏度也不会软化。但国内没有，需要打报告进口。当时用了一架飞机把材料运进来。

　　但是材料来了以后，发现没有人懂得加工。我们在全国寻找可以加工这种材料的人，大家都不敢尝试。最终，宁波一个乡镇企业小厂的一位姓汤的年轻技术员，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实验成功。

　　纪念堂的灯具至今也没出过大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坏了，只要换根杆子就行。底下的玻璃片坏了，只要换玻璃片就行，因为它是组合化、标准化的。五六个简单零件，就把照明问题解决了。

　　解放周末：看到您的设计，那时候大家什么反应？

　　柳冠中：我相当于把光源藏在天花板里不露出来，整个顶棚全是亮的。当时有人震惊了，问：小柳，你设计的还是灯吗？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才叫设计思维。

　　设计的对象不是灯，不是水杯，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物品，设计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说，当时天花板高度不够，每个厅都吊下一个大灯，会碰到脑袋，那怎么办？我要解决的是照明问题。为了不占用高度，我才想到，把灯与天花板融为一体，整个天花板都是亮的。

　　同理，假如要设计一个水杯，再怎么换造型、换材料，再好看，它还是一个水杯。但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解渴问题，那就未必一定要用水杯，只要能喝水，吸管、奶瓶照样可以。你走在马路上解渴、走在沙漠中解渴，哪怕是泉水，用手捧着喝也是解渴，没有杯子照样能喝水。

　　所以，关键还是看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才是设计。

　　大学培养的应该是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点

　　1980年，37岁的柳冠中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

　　当时出国需要考英语，大部分同行读的是俄语。好在柳冠中中学就读于历史悠久的上海五四中学，有良好的英语底子，英语考试顺利通过。

　　然而，美国名额已满，阴差阳错下，他被分配到德国。德语从零学起，3个月后，日常对话已经不成问题。

　　他也未曾料到，在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德国留学3年，学到的并不是最新技术，而是一种颠覆性思维。

　　解放周末：在德国，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柳冠中：起初我很惊讶，原来设计不是画图。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画图，一位德国教授走过来制止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画，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做。”我后来才懂，原来只有动手做了，才能发现真问题，画图永远是纸上谈兵。

　　德国的实验车间条件特别好。不像我们大学里常常只有画室没有车间。中国留学生进了车间，一下子束手无措，连选择什么材料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恐怕现在依然存在。

　　解放周末：在德国学习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题？

　　柳冠中：老师给我们出过一道题，用复印纸搭建一定高度的模型，要求人踩上去不能塌。可以用剪刀，但不允许用黏胶。

　　这就要求学生研究纸的特点。如何解决抗压问题，需要运用结构、材料力学等。其实有个笨办法，把纸一层层叠上去，人站着也不会垮。不过考试要求纸越少越好，所以没那么简单。

　　每种材料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扬长避短，这就是设计。设计是解决矛盾，而不仅仅在于美观。我回国后也给中国学生出这道题，我说，把纸的问题研究透了，那么换成钢板等其他材料，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一道题，从5楼扔一个生鸡蛋，如何让它落地不碎。材料越轻、落下速度越快，分数越高。你可以去想，如何改变鸡蛋掉下的轨迹，有什么办法缓冲，控制它的方向，变得有弹性等。

　　解放周末：您当时怎么解决鸡蛋不碎？

　　柳冠中：我用一个透明塑料的硬纸壳包裹鸡蛋，做成飞船的翼一样，便于缓冲，还粘了一条纸带，就像一个控制方向的舵，保证重心稳。其实最后就是学会整合很多原理，活学活用。

　　据说我们有大学的汽车工程系也出过这个题，工程系的学生可以精确计算出鸡蛋落地的一刹那牛顿力有多少，但我们工业设计系的学生可以保证鸡蛋最后不碎。

　　归根结底，生活不仅是理论计算，算出来没用，你得学会解决现实问题。

　　解放周末：德国的教学模式和思维训练，和我们特别不同。

　　柳冠中：确实如此。德国设计专业不是按照一门门课来上的。比如，一年级学生16周时间，就一个课题：设计一个鸡蛋盅。

　　我们会想，鸡蛋盅多简单啊，哪需要16周时间？画个图，3D 打印一下就行。但是这样的作品是不及格的。

　　首先学生得去查资料。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早餐文化不一样，鸡蛋的做法不一样，有的鸡蛋是完整煮的，有的是扁扁的煎蛋，所以盛放的器皿不一样。这个过程，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训练他们理解生活、引导他们了解历史。

　　其次，鸡蛋盅的材料也不一样，不同材料，意味着不同的收纳、清洗、存放方式。一个产品在日常生活中不光要使用，还要清洗、存放，乃至回收，是否可循环利用，这些都需要设计时思考清楚。而我们现在许多设计师只顾外形美观，不管清洗是否方便、回收是否环保。

　　想明白了之后，学生才动手制作鸡蛋盅。用塑料材料，必须发挥吹塑、注塑的优点，也可以用玻璃，用钢板，甚至用纸叠。这些都需要动手实践，自己去车间里尝试，去社会上找工厂生产，获得更多知识。

　　一个鸡蛋盅就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所以学生必须有一个工作计划。老师会在旁边提醒你，但绝不会直接教你。最后考试时，每个学生都拿出了一排鸡蛋盅，材料工艺不同、大小形态各异。

　　解放周末：这才是锻炼设计思维、培养创新思维。

　　柳冠中：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美术、材料、机械……四年学不完，知识无穷尽。大学真正培养的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自我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点。何况信息社会，现在知识点还需要老师讲吗？说不定一毕业，一些知识点就过时了。

　　我们一些学校培养设计师的路子还是有问题。画一张设计图，直接3D打印就算完成，学生不用动手，其实什么也没学到。

　　不能没有“制”，光有“造”；讲究“牌”，没有“品”

　　柳冠中还依稀记得，当年在一家全国知名设计院工作时，所有人都在卖力画图纸，奖金按照每个月画的平方米来计算。到了晚上办公室灯火通明，设计院因此被戏称为“水晶宫”。

　　而柳冠中完全坐不住，他必须去现场，搞清楚前因后果才能坐下来设计。于是，他戏称设计院为“图纸工厂”。

　　他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有一次，接手一个设计旅游大客车的项目，柳冠中等人在常州客车厂一呆3个月，做了一个1：1大小的样车。起初用木头搭架子，再和泥做模型，可是当时没有进口胶泥，需要自己挖土做。阴冷刺骨的南方冬天，一群人光着脚丫踩泥。样车完成后，才是出图纸阶段。

　　他一直教导学生，设计产品，不能只做给消费者看的外观模型，更要做给自己看的结构模型、原理模型。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设计是通过前期调研、了解需求，最终解决实际问题。

　　解放周末：1985年，您首次在全国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上提出，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什么才是合理的生存方式？

　　柳冠中：比如说，中国未来的家庭厨房什么样？绝不是意大利厨房、德国厨房的翻版。

　　欧洲人烧菜盐2克，中国盐少许；欧洲人刀具分好几种，中国人一把餐刀解决所有问题；欧洲的厨房不能擀面条、包饺子。买下20多万元的西式厨房，那只是炫耀，并不实用。

　　尤其近几年，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减少，年轻人下班晚，累得不想再复杂烹饪了。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中国10年后的厨房什么样。

　　解放周末：您的答案是什么？

　　柳冠中：调查发现，中国香港地区，厨房的面积每年都在缩小，香港地铁站周围都是餐厅、小吃，年轻人已经不需要每顿饭自己做。

　　又比如，快节奏的生活中，下班后回家的四五个小时是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那么厨房是不是开放好？让操作间变成家人相处的空间，创造一个大家沟通情感，而非简单干活的厨房台。

　　但是开放式厨房问题就来了。设计师需要解决排油烟问题。为什么非要一户一个排烟机？能不能像中央空调那样，一栋楼共用一个中央排烟机？

　　你看，仅中国的未来厨房，就能带来很多产业发展前景。在一个比赛中，我曾经见到一名年轻设计师的方案。他专门为刚毕业的租房者设计了可移动厨房，搬家可以跟着走。

　　解放周末：设计无处不在。大到国家战略，小到指甲钳，都是设计。柳冠中：中国的制造业过去没有“制”，光有“造”，只在“造”上玩花样，比如换造型、换材料、换结构。我们的品牌，过去讲的都是“牌”，没有“品”，注重噱头，忽视品质。品牌是需要时间检验、慢慢沉淀的，而我们两三年就指望做成一个品牌，这不太可能。

　　中国的工业发展道路前端基础不够好。现在转型，还是必须解决基础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如今时髦的外观设计、审美设计、消费美学等，对整个产业创新而言无关痛痒。设计的根本还是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种更大的设计，事关国家的战略和发展。

　　人物小传

　　柳冠中

　　生于1943年，清华大学首届文科资深教授、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导，德稻大师工作室签约大师；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灯具的主要设计者；1984年，留学回国筹建了国内第一个工业设计系。被“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评为“世界设计名人”。（首席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卫婷婷）

　　原标题：中国工业设计之父：能解决问题，才是更大的设计

　　转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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