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925年著文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上世纪初的新发现，主要有甲骨文、敦煌文献、西北简牍和内阁大库之明清档案。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至明清档案的再发现，这使得故宫学在时间节点上有了更为清晰的起始。
郑欣淼的《故宫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紫禁城出版社）是一部为故宫学提供理论依据、勾勒学术框架的重要著作，是故宫学由新创学科走向常规学科的标识。作者明确倡导“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的理念，从而为故宫博物院的保护和发展事业提供理论指导。
2002年，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随后综合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历史与实际状况，倡导故宫学。狭义的故宫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广义的故宫学则是一门知识和学问的集合。2004年至2010年的7年间，在他主持下，故宫博物院举全院之力完成了第五次、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收藏家底整理盘点，并在整理结束后对社会发布了1807558件（套）的藏品总数量，公布了《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这次盘点实际上就是在故宫学所提倡的“大文物”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中85%以上为清宫旧藏，以前并不受重视的帝后书画、13万件清代钱币、20余万件武英殿书版、“样式雷”烫样以及大量建筑构件等也纳入文物进行管理。
故宫学的排他性是指在特定的知识体制下，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的潜在相关性能够被有效排除的性质。故宫学的知识结构始终围绕着紫禁城宫殿建筑群体系、故宫文物典藏与典籍的收藏体系、宫廷历史文化与遗存、明清档案的结构与利用、故宫博物院建院史等。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离开了宫阙往事，没有了附着其中的历史内涵，那些宫廷旧藏的意义和价值势必受到影响。
郑欣淼提到，“故宫学的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同时《概论》强调：“故宫在历史上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因此社会与学界对于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视也是故宫学的发展机遇。宫廷历史文化是一个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故宫学理所当然地包括紫禁城学、明清宫廷史学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工艺、金石等多种研究学科。
故宫学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常规学科的既有理论图景的地平线，标示出故宫相关认识里程上的新阶段，也为与之相关的学科思想观念的变革提供重要契机。可以看出，故宫学与传统常规学科之间有清晰的边界，同时也有密切联系。
如果有学者到清史学会去发表清宫所藏某一件瓷器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例外；同样，若有学者要到紫禁城学会发表18世纪西方传教士在皇宫中的馈赠活动研究，也会被认为不大合适；我们如果在考古学会发表《西清三编》《石渠宝笈》的研究，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如此多的在原有学科中的“例外”，在新的故宫学的框架中将不再是例外。这也许就是故宫学的学术意义。故宫学强调整合原有的、单个的有关故宫的学术研究，由此形成一个有共同信念与学术目的的崭新理论体系和崭新科学共同体。这样故宫学的理论要素将不再被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是形成一种新的有着清晰边界的理论要素。
在关于故宫的研究上，无论国内外，都需要有课题意识、规划重点，加强交流，整合资源，而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文化建设意义。（吴十洲）
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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