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不同的材质上记录各种知识、思想的载体,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书籍一旦产生,并迅速地流转,不论是抄本还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个人的认识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化成社会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版的书变成了古旧书,或因为内容过时,或因为新的版本出现,古旧书的可读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渐演化为藏书,这就是书的后半生最奇妙的蜕变。
我们为何要藏书?
随着人类的历史进步,更新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无疑都会替代之前的书籍内容。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天灾人祸,虫蠹水火,兵荒马乱,一些曾经存在过的书籍,稍有护持不慎就会失传。现存的古书种数,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浩瀚文献。例如先秦文献《论语》《荀子》《管子》中曾经引用过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传。甚至是名列六经之一的《乐》也夐不可见。如果说孔夫子整理的乐经,由于是耳食之物,且过于注重礼的等级化,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自然淘汰。不仅如此,一些极具使用价值的著作,诸如与现存《黄帝内经》并列的《黄帝外经》、三国华佗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也同样失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焚书,李斯的奏章讲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就是说有关医学、农业种植之类的书籍不在焚书之列,可是现在有关这些方面的先秦书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张頯,字达善,四川导江人,时称导江先生。著有《张頯文集》,《元史·艺文志》中有著录,原书久已不存,仅在元儒吴澄的《吴文正集》中有《导江文集序》。而张頯曾身为江宁学官,将朱子的“闽学”引入江淮,继而推广到中原,为确立朱熹理学成为元明之后五百年中国的正统官学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与大儒吴澄等并列入三贤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学大儒著作,也是今已只字不存矣!
书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学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书籍都被列为最高的保护和收藏项目。如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发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的图书馆。如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基什城,发现考证为古巴比伦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再如卡箍发现的亚述国王巴尼拔的图书馆,藏有大约25000片泥板文书。再如在昆兰地区(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窖藏的希伯来文古卷,称之为死海文书,书写在加工过的羊皮上,也称羊皮书。还有位于现在埃及始建于约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描写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迹一样驰名于世。它“收集全世界的书”,梦想实现“世界知识总汇”,曾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中国古代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至少在周朝已经建立,《庄子·天道》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可见周王朝图书馆藏书的存在。书籍的保护和收藏,传承下来就有了藏书和古籍书的收藏。藏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各民族历久弥新的共同文化现象。
人类有一个极终的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藏书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考古发掘的分析报告也会回答这个问题,但那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书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回答这个问题。远古的文献精髓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这也许就是国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藏书,当今的国学将会是什么内容。倘若没有孔安国从“鲁壁”中发现秘藏已久的古文《尚书》,何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学争论最大的问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端。
保护和收藏图书,就是保护和珍藏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思想精华。
藏书价值如何确定?
藏书的价值,决定于古籍书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书,尤其是善本书本身就有历史的文物性。在国家有关文物政策法规中,对于文物有明确的下限年代规定,包括绘画、瓷器杂项等,早年定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当年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和有关方面专家,出于对于古籍书的保护和重视,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下限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种类下限延后了一个多世纪。据此制定了有关文物进出境限制标准,意在严格保护国家的书籍文献。现在随着时间变化,下限已经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有一个相对的时间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书,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对于那些宋元古籍,不论残缺,均属善本。这对于整个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南宋刻印残存的葛胜仲《丹阳后集》一纸零叶,就曾经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葛胜仲,字鲁卿,江阴人,南宋官员,词人。进士出身,曾官至礼部员外郎、国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阳集》八十卷、《后集》(又称《外集》)二十卷。均已失传。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丹阳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阳集》和二十卷本《后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国家现存的有关书目,未见著录。此《后集》零叶,证明了不仅是《后集》已经刊刻印行,《丹阳集》也应该刊刻印行。在这叶书口上,还有刻工名字“朱谅”。查阅宋代刻工资料得知,朱谅还曾参加了葛胜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归愚集》十卷刊刻。此书为南宋抚州地区刻本,可知朱谅当为南宋时期江西一带的知名刻工。古时的刻工通常会受到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这叶《后集》亦当为抚州地区刻本。加之清末民国古籍鉴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此书余藏大库宋刊叶《丹阳后集》数叶,元明以来无刻本”,说明此叶原为清宫内阁大库之物,随“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叶零纸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实为罕见。可称寰宇遗孤,其文物文献价值当属一级,实不夸张。
其次是文献性。这是书籍的共有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在其中的知识和思想的总和,贵在独有和创新,即便是新出版的书籍,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
最后是艺术性。古代书籍雕版印刷,是现有书法名家手书,然后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书都是书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协作完成的艺术品。比如宋代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据称就周密手书上板,字迹之优美,直到八百年后著名书法家沈曾植见到之后,惊呼为“妖书”;学者叶昌炽呼其为“尤物”。元代有赵孟手书上板《道德宝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渔洋门人、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对北宋刻经情有独钟,就是看重这些经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时的高僧之手,书法古拙,极具感染力。
古籍中艺术性最为直观的就是其中的插图版画和图谱画谱。明代万历年间中国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画,以其线条精准、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足以称雄于世界艺术之林。同时期的《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以拱花饾版印刷工艺,印制之独特精美,至今令人赞叹。
凡书文物、文献和艺术居其一者,即可称之为藏书中的善本。
藏书的魅力何在?
“书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来读的,也可当工具书来查阅,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对于古籍书来说,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来阅读,而真正的古书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对于专门的藏书和藏书家,他们或许不是学者,也不是研究的专家,确是尽职尽责的藏书守护者,同样是功德无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故事。
清宫紫禁城乾清宫旁边是昭仁殿,那里有一间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天禄琳琅。乾隆御笔题写匾额。乾隆将藏书的精华部分聚集于此,并编写了藏书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初编)》。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后,嘉庆二年乾清宫不慎失火,殃及天禄琳琅,聚集于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板,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计439部珍贵藏书焚之一炬。是时乾隆仍在世,嘉庆皇帝很是难堪,下令重建天禄琳琅。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书却不能再造。于是在宫中四处搜寻,东拼西凑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号称“天禄继鉴”,皆是“宛委琅函,螂嫒宝简”,并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20卷。天禄继鉴藏书声称绝无翻雕赝刻。事实上《续编》的天禄琳琅藏书,鱼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谓宋板《尚书详解》《配觿》《帝学》,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两部竟然还有乾隆御笔题诗,成为后人贻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书虽然可笑,民间的学者也无缘一睹,可是天禄继鉴藏书作为一代国家藏书象征,其文物地位和价值无有它书可以替代。更何况乾隆藏书毕竟保留下来一些珍贵文献,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从子》,是为海内外孤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名贵的善本书,除却自身的文物文献和艺术价值之外,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无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价值是可以参照比对用标准去衡量,而故事的传奇色彩所赋予的附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诚如天禄继鉴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学》,与民间所存的版本无异,由于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里面,已经令乾隆的藏书羽化登仙,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都是幸运儿,必有传奇的经历和故事,这些都是书的后半生陆续附加的文化内容,如此说来,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类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这就是藏书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拓晓堂)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