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优秀文化，“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职于艺”者要再“进于道”，而“志于道”者不妨“游于艺”。由于“职”、“游”的不同，所以，对于同一门艺术，二者的认识有时不免会发生相当的分歧，尤其在书画艺术上更是如此。近读《名山书论》(《名山丛书》卷一)，其所倡与平时习见的专业书家的观点，便大有径庭之处，但又似可以作为专业书家的参考。
钱名山先生无意作书家。他一生的学问，全根柢于经史尤其是《春秋》之学，于《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多有发明而尤重《左传》，识者以为“精思独创，实清儒著述中所未尝有”。但不同于作为专家的经学家、史学家、《春秋》学家，他不是把经史、《春秋》作为研究的“学术”，而是作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立身处世包括“余事”之书法的“学养”。这一点，从他的《名山书论》尤其可以看得清楚。名山先生作书，迥异于近世专业书家的悬腕、悬肘，即使作盈尺的大字，他也是手腕靠在桌面上的。抗战期间鬻书赈济难民，甚至写到把手腕磨砺出血！他的弟子谢稚柳先生作书，同样也是如此。对这种书写方式，可能当时便有人提出质疑，因此，他在《名山书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古人作书未必“以悬手(即悬腕、悬肘)为法”。但我以为名山先生书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此，因为“执笔无定法”，悬手还是不悬手，更是各人的习惯问题，二法尽可并存，不必执此而斥彼。
在我看来，《名山书论》的最大创见有三。一是“行其所无事”。什么是“行其所无事”呢？就是书法最基本的规矩法则，“是‘画’，还他平；是‘竖’，还他直；是‘口’，还他方；是‘田’，还他四孔均匀；是‘林’，还他两木齐整；‘川’、‘三’，还他两夹清明；‘齐’、‘灵’，还他左右轻重如一；长的还他长，短的还他短，扁的还他扁，如此，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俗书之坏，只为习气多。凡所谓习气多，皆非字之固有者，皆作伪，心劳口拙之类也”。又说：“奇形怪状，一切皆是野狐禅。夫道若大路然，书犹如是也。所见书家，方其初学，弥为近理，及其成家，必入丑怪。一入歧途，永无出路。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横平竖直，是写字的基本准则，当然不是水平、垂直而不妨右上、左偏，但移步不换形，决不能把横写成不平到不成横，竖写成不直到不成竖。这就是《论语》中“博学于文”、“亦步亦趋”，“无过无不及”，和韩愈《进学解》中“踵常途之役役”的意思。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少书家却把心力用到了无事生非的“大跨度创新”上去，舍常途而欲“独辟蹊径”，弄得“奇形怪状”以博取观者的眼球，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名山先生于书法，则可谓“烹小鲜，如治大国”。这个“行其所无事”的书学思想，便通于《春秋》“大一统，攘夷狄”的义例。横平竖直好比周室，变化创新好比诸夏，而“奇形怪状”便成了夷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有“用夏变夷”，无“用夷变夏”，这其间的等次彝伦、文化差异，施诸于“治大国”为《春秋》学，施诸于“烹小鲜”便为书学。
其二是“拼命到自然”。其说：“或问作书如何？曰：‘拼命。’或曰：‘艺之为至者曰自然，拼命不与自然左乎？’曰：‘拼命到自然。’”“拼命”讲的是用功，“自然”讲的是随性。用功于规矩法则，不能进入到“自然”之境便拘执于刻意；个性的创造，没有在规矩法则上“拼命”用功的基础便沦于野狐禅。对于名山先生来说，书法只是经史的余事，经时济世的小道，但“有暇即学书”，不仅可以“消日”养心，而且也可以有补于世道。所以，他的“拼命”，首先在于“敬事”：“因学书悟到先儒一‘敬’字。”《逸周书》“敬事曰恭”；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盖事有正余、大小，“敬事”的态度则一以贯之，无有分别。他的“自然”，在于不存功利心：“为学求益，非善之善者也。学之为益也无形，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余。假使有益然后学，是无益将不求矣。是故为学之道，当视为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乃善之善者。夫学书不可求益，临书不可求工，尽之矣。”他的“拼命到自然”于是便臻于心信手、手信笔之境：“下笔最忌疑，要使心信手、手信笔，则不疑矣。要求其信，莫善于熟。虽然，去一‘疑’字，则天下事皆可为之。孙吴用兵，不过如此，何止于书。”可证他的书学思想，还是从经史之学而来。
但即使如此，个性的创造还有雅俗、高下之分，并不是只要有个性就是好的，“奇形怪状”不也是个性，而且是更富于视觉冲击力的个性吗？所以，名山先生论书的第三个重要观点便是“胸中有道理”：“胸中原来无字，所以临下笔写出多少奇形怪状来。问：‘如何胸中便有字？’曰：‘也须要有些道理，有些见识，然后胸中有字。’东坡谓‘胸中有个天然大字’，只是胸中有道理而已。”又说：若王、虞、颜、柳，“大都有高旷绝俗之资，有勤苦不易之志，亦皆为道之一体，未可谓全无道理也。若只是一个世俗人，如何胸中有字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为“风雅”。典型的标举，便是袁中郎、董其昌辈性灵诗文的风流闲雅而“平居大异于俗人”。但在名山先生，更重经史、《春秋》之学，《诗经》国风、大小雅的“温柔敦厚”“思无邪”，而“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夺”。没有这样的学养，即使在“行其所无事”的基础上“拼命到自然”，也不过技术之事，艺术的境界是不能高旷的。更遑论有些书家要在无事生非的创意下，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拼命”到不“自然”，并把不“自然”当作习惯成“自然”的“创新”风格？
昔者，欧阳修论“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论“(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盖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我于名山先生的书艺、书论，亦作如是观。读孔子《春秋》，要在微言中见大义，则读名山书论，宜于余事中见正心。志道而“游于艺”，与职艺而“进于道”，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者如此。（徐建融）
转自：光明网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
总编辣报：贾跃亭真会回国还债吗?
